一個國家的興旺與否，主要靠勞動人民的共同智慧和力量的作用。而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主要來自教育的作用，可以說教育是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是一個國家能否興旺的保證。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有更多的才能為社會和國家服務，為國家的建設貢獻力量。
古代曆史上重視教育的賢達之士很多，韓愈就是這麼一位以教育為己任的智者。韓愈將興辦教育當作他複興儒學中興唐室的重要任務。
韓愈在擔任太學的官員時，對太學的教育非常重視。在《請複國子監生徒壯》裏說：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複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複振，恐須革正，以讚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蔭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裏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裏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
這裏韓愈明確表示，對過去太學的混亂和積弊不滿，提出了整頓和改革的意見，目的是辦好太學，為唐朝中興培養更多的有用之才。其中所謂“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雖然韓愈基於他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級觀念，尊典守製，但他敢於提出無資蔭有才業的人進入國家的最高學府，擴大太學的招收範圍，卻也是他重才崇德思想的表現，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韓愈在潮州刺史任上，也非常重視興辦學校。他寫的《潮州請置鄉校牒》更明確地倡導平民入學。他說：“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目的就是主張教民知禮明德。又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裏閭後生無所從學。”他所說的“民”“子弟”與“裏閭後生”當是一般的人家。韓愈還說：“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更表現了韓愈重視教育和舍己為人的高尚情操，也表現了韓愈在教育上對普通平民子弟的特別關照。
為辦好潮州鄉校，韓愈還表請趙德為師。他認為趙德“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他請趙德為師是因為趙德有德、有才、通聖人之道，而趙德出身淺薄，埋沒鄉土，按常規是不能夠擔任教職的。但韓愈破格提拔了他，表明了韓愈重才不重出身。韓愈還在《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中批評了吏部選官的做法，指出：“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敘，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而他選用的學官則是“有經藝堪訓導生徒”的人，選師重才、重德、重藝、不重資蔭。在選擇學生和老師上都重視才學而不重視出身，這是韓愈在辦學上的重要教育思想。表明了韓愈辦教育的平民思想觀。他是辦全社會的教育，而不是辦供少數官僚子弟學習的教育，是大眾化的教育。
韓愈被貶陽山期間，他收區冊、區弘、劉師命等為生徒。此後，從韓愈學詩、學文、學道者日漸增多，在陽山形成了弟子盈門的局麵。這是在韓愈的倡導和實踐下形成的一種新風尚。他在任陽山令期間，致力發展教育文化，“革陽山鳥言夷麵之陋”。雖然陽山地處偏遠，能懂琴瑟者甚寡，但他還是與邑之文士“砌磋砥勵，通讀詩書”，使陽山出現了一派“彬彬儒雅”之景象。
綜觀韓愈的一生，他對他的學生的影響，一部分是通過言傳，通過學習古代文獻、傳授各種技藝，而更多的、更為深刻的則是身教。他的勤奮好學，他對真理、對理想、對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謙虛、有禮，他對國家的忠誠與對老百姓的關心，都深深地感染著他的學生和後人。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既是韓愈的高尚師德，也是韓愈提出的一條教育原則。他愛教育、愛學生，誨人不倦，他能平等對待學生，做到教學相長。韓愈是具有高尚師德的一代宗師。
辦好學校，擴大教育，才能興國興民。這樣的主張，可以說直到現在還在延續著，可見韓愈對教育的重要作用有著深刻的理解。他繼承了孔、孟儒家之道，不僅對當時的封建社會有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對發展現在我們的教育事業，培養更多的社會人才，為國家的建設貢獻應有的力量，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