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主張教育給人以知識。《師說》裏，他給師下了定義：“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還提醒人們必須求師解惑：“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這是韓愈幼年從師，長又為師的實踐經驗總結。因為人生下來不是什麼都懂得的，不懂就要學，就要向有學問、有知識的人求教，就要受教育。隻有這樣，人才能由不懂到懂，由知之較少到知之較多，成為有知識、有才藝的人。這個主張是科學的教育觀，也是我國古代傳統教育思想的總結。
孔子是我國最早的偉大教育家，他不但孜孜不倦地向別人學習，也誨人不倦地教育學生。孔子之所以能成為我國春秋戰國之交的集學問之大成者，就在於他多方求教於比自己有特長的人。他之所以能成為偉大的教育家，則在於他把自己廣博的知識教給他的學生，培養出許多學識豐富、才藝出群的人才。韓愈亦然。他在《師說》裏肯定時人“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批評了一些青少年：“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指出：“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對啟蒙童子，韓愈是主張習其句讀的，讀不懂書，就難以深入學習，是從開發人的智慧才能上講的。故他說當時自稱為“君子”的人，因為惑而不從師，或恥於為師，反而不如巫醫、樂師、百工。韓愈深有所感地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韓愈所反對的句讀，是指科舉考試科目中的帖經和研究經典時隻穿鑿字句不究真義而言。他認為那種死記硬背的東西，隻是童子初級階段的學習內容。科舉考這些東西，豈不是很庸俗嗎？
總之，韓愈在闡述教師的任務、教師的標準及師生關係的問題中，看到了道與師、道與業、師與生之間的既矛盾又統一的關係，包含了樸素辯證法的因素。他提出了教師既應忠於理想、傳播真理，又要學有專長、認真授業。他暗示了教師既要起主導作用，又要重視教學相長、能者為師。這些卓越的見解，不但大大豐富了我國古代的教育理論，更好地發揚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對我們今天正確理解教師的職責，正確處理政治與業務、德育與智育、教書與育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與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