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師道大壞，一般人恥於求師，恥於以弟子自居。一般士子又往往以孟子的“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為戒，不願為人之師，即使有問必答，但不以師自居。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誨，收召後學”，“抗顏為人師”。韓愈的行為，引起京師士人極大震動，一些人先是驚訝不解，繼則相聚而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視韓愈為狂人。韓愈在“群怪聚罵”聲中，深感有必要整頓一下為師，為弟子之道，排除陋習。當一名好古文的17歲青年李蟠不拘於時，堅持執弟子之禮向他問學之際，韓愈寫了《師說》以貽之，公開自己的觀點，向當時的錯誤看法挑戰。
韓愈的師道觀，集中表現在貞元十八年（802）他為李蟠寫的《師說》裏。在《師說》裏，韓愈首先肯定了師對任何人都是必要的，並對師的概念下了十分明確而簡括的定義。他指出：“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傳道、授業、解惑的具體內容，則如曾國藩所說：“‘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惑’，謂解此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末幅雲：‘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乃作雙收。”傳修己治人之道，授古文六藝之業，正是韓愈的本意。韓愈雲：“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十分強調師與道的關係，那麼他講的道是什麼呢？從他一貫的思想看，是傳統儒家的仁義之道修己治人。正如他在《重答張籍書》裏講的“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原道》裏講的“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這是他論師道的中心議題。韓愈為什麼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原來他所說的“師”，有其獨特含義。既不是指各級官府的學校老師，也不是指“授之書而習其句讀”的啟蒙教師，而是指社會上學有所成，能夠“傳道授業解惑”的人。韓愈既以這樣的人自我標榜，也以好為人師而著稱。《新唐書》本傳說他“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因為韓愈強調傳道與為師的關係，所以他接著提出了“師”的條件隻有一個，就是“聞道”：“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韓愈提出把“道”作為師的唯一標準，無論貴賤長少，這不能不說在儒家師道關係上的大膽發揮與創新，十分難得。韓愈還在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基礎上，提出：“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師是傳道、授業、解惑的人，隻要具有這種特長和能力，人人都可以為師，師和弟子的關係是相對的，師比弟子隻是先聞道或有一定的特長，而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老師。這在當時不但是新創，也把師道的封建性大大減弱了，把師和弟子的關係社會化了，打破了師法或家法的壁壘。
韓愈對老師作用的獨特認識突破了一般人對教師作用認識的局限，從“授之書而習其句讀”的“授業”，擴大到“傳道”“解惑”，明確提出“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的全新界定。在他看來，既能做經師，又能做人師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師。他將“傳道”放在“授業”“解惑”前麵說，表明他把教學生做人比做學問看得更為重要。韓愈心目中的老師不是一般官學老師，也不是學業啟蒙老師，而是學有所成的人。他在“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中，明顯流露出了對淺薄之師的鄙夷與嘲諷。
韓愈師道觀的樹立，一直影響著後人。人們學習《師說》，領會其中的道理，樹立師道觀，對求教和授業都有著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