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還提出寫好文章要提高文辭修養。在唐代諸大家裏，韓愈的詩文、語詞最豐富。韓愈的文章之所以寫得那麼活潑，他創造的不少詞語到今天還在被大家廣泛運用。而尊稱他為語言大師，根本原因就是他有深厚的語言修養。他要求當時的學文青年做到的“因事而陳辭”“辭事相稱”“善並美具”，他自己首先做到，為學文青年做出了榜樣。
韓愈提出“惟陳言之務去”。駢文儷句中的俗文字，不僅內容空虛，語言也是陳詞濫調，寫文章陳言是大患。但這一現象發展到中唐已十分嚴重。所以韓愈大聲疾呼，教導青年們要去陳言，創新辭。這些話不僅從他登上文壇時就講，而且講了一輩子。他晚年寫的《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裏特別強調這一點。由“詞必己出”，到“文從字順各識職”，這是寫文章必走的路。要學習寫文章就是這樣。
韓愈的文章與詩歌，都特別精練。如《師說》等名篇，字數寥寥，而說理深刻透徹，句句精絕，言言精確。留下了不少名句，如“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焉”“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等等，都是特別經典的警句。能夠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韓愈對“惟陳言之務去”的重視。不僅是去掉多餘的虛字虛辭，而且那些言不達意的話不說，達到最準確而最精練地表達意思，起到既生動傳神又言簡意賅的效果。正如大作家高爾基說：“每一種意思都隻有一種最好的方式去表達，我們一定要找到這種表達方式。”這與韓愈所倡導的“惟陳言之務去”的觀點是相一致的。
因“惟陳言之務去”，所以寫文章必須字斟句酌，認真打磨出精品，這是韓愈寫文章的另一個指導思想。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韓愈倡導和從事古文的創作，無論朋友有什麼議論，外界有多大的壓力，形勢如何變化，勢利如何引誘，他始終不渝。他要求學習寫作的青年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隻有這樣才能像古代立言的聖人那樣，寫出像堯舜二《典》、成書年代尚無定論的《禹貢》、殷代《盤庚》、周之五《誥》等那樣的足以傳世的經典之文。他的“五原”《平淮西碑》《送李願歸盤穀序》《進學解》《師說》《張中丞傳後敘》《祭十二郎文》等，都是嘔心瀝血之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作品。如韓愈寫《平淮西碑》，接到任務後，韓愈不敢有絲毫怠慢。從接受任務那天起，他就戰戰兢兢，“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對於一個執筆老手來說，區區一篇碑文，自然不在話下，但韓愈卻非常慎重。他從元和十三年正月十四日接到詔旨，三月二十五日將碑文呈送天子，前前後後總共用了七十多天，考慮得縝密細致，滴水不露。可見韓愈在寫作上的嚴謹。
古人在寫作時是非常嚴謹，非常刻苦認真的。曹雪芹寫《紅樓夢》，字字泣血，辛苦非同尋常。杜甫在詩歌創作的嚴謹與勤奮上，堪為表率。杜甫在總結自己的詩歌創作時，多處提到了苦吟。杜甫在自序寫詩的經驗時，他說他做起詩歌來很認真，新詩改好了還吟一吟看是否妥帖。“新詩改罷自長吟。”杜甫作詩時為了精益求精，常常苦吟詩歌。這反映了杜甫創作詩歌的嚴謹態度。有時候杜甫苦吟之後，發現詩還是很拙，感覺到還有沒有表達出的意境。“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這樣，杜甫就不急於將詩歌拿出去發表，而是反複地琢磨，力圖吟出佳句來，“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如果詩歌語不驚人死也不放手。這大概是他的性僻之處，也反映了杜甫做詩時的癡心。惟有這種做詩時的癡心精神，才使他吟出如此之多的傑出詩篇來。
韓愈在寫作上的嚴謹表現，也如杜甫一般，真正做到了“語不驚人死不休”，惟獨有這種精神，才使他寫出了許多不朽之作，為學作古文者樹立了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