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敢為人師，傳道授業，有意識地培養一批後繼者，造就一支強大的古文隊伍。正如北宋古文家石介《上趙先生》中所說：“吏部誌複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十百千端，曾不少改初守；數十子亦皆協讚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為。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萬百千人之眾，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在韓愈友人中，如劉禹錫、柳宗元，雖然哲學思想、政治主張有所不同，但在古文創作上誌同道合。韓愈的弟子李翱晚年回憶說：“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從西晉以古文反對駢體文以來，經過四百餘年的釀運，到唐代元結等，從支流變為巨流，到韓愈等又從巨流變為長江大河，波瀾壯闊，終於發出了千古回音。韓文影響深遠，自北宋歐陽修至清桐城派，凡為古文者，無不以韓愈為祖。韓愈不愧為中唐古文運動的領導人，為百世之祖。
與文體改革相呼應，在詩壇上也掀起一股改革浪潮，出現了由李紳發起，元稹、白居易等響應的“新樂府運動”。他們胸懷參與時代變革的積極情緒，高舉發揚《三百篇》的旗幟，以通俗化的樂府體，寫時事和社會生活，力求使詩歌能起到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作用。白居易提出“詩歌合為事而作”的反映現實的道路，韓愈認為“物不得平則鳴”是文學創作的動力。兩種主張，都與大曆以來講究形式、缺乏內容的詩風相對立。在創作方法上，韓愈“以文為詩”，麵貌一新，影響晚唐，下開宋派。韓、孟的硬體詩派，與元、白的通俗詩派，形成中唐詩壇的兩大流派。
範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
在唐朝文苑裏，詩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不可忽視古文運動更巨大的成就……“五四”運動以後，語體文興，才結束了古文的命運。這還隻是指古文本身而言。古文更大的作用，是在建立新儒學，使士人擺脫佛教思想的束縛。宋明兩朝理學的廣闊境界，由唐古文運動的主要推動者韓愈率先啟行，這在詩人中是無與為比的。古文直接產生小說傳奇，即短篇小說，又迫使佛教徒進行俗講活動，產生俗講變文。短篇小說與俗講變文開出宋以後文學的新境界，諸如諸宮調、寶卷、彈詞、說話、戲曲、演義（章回小說）等等，追溯遠源，無不與唐古文密切關係。
這段話不長，卻是真知灼見，字字珠璣，是對唐代文學的恰當總結，也是對韓愈的崇高評價。
駢體文的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其重要的貢獻，但它是帶著偏頗和弊病發展起來的；這時古文運動以一種“矯枉過正”的麵貌出現，古文運動的出現之初是駢體文與散體文兩者共存，並互相融彙的，而且，因為散體文並沒有對前者徹底“取而代之”，所以需要出現一位可以橫空出世的文學界的英豪，在他的領導下進行古文運動。韓愈就是這樣一位肩負曆史使命的文人，他用不懈的努力，和非凡的創新精神，以及卓越的文學思想，鼓舞和帶動這一批批的文學鬥士，與舊的落後的文體思想作鬥爭。俗話說得好，亂世出英豪，時世也造就出了像韓愈這樣的不朽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