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可知，韓愈在書啟、祭文、哀詞上是有很多種不同形式的表現方式的。這些不同的表現方式，都是根據不同的人，來具體對待的。韓愈因人而異，開創了不同形式的文體，並不千篇一律，而是靈活多樣，顯示出了韓愈在散文創作上的精到與純熟。
如韓愈的《與孟東野書》就是一篇精美的散文，其寫作是與一般很不同的：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並，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
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複辭去，江湖餘樂也，與足下終，幸矣！
這是貞元十六年（800）三月韓愈在徐州張建封幕寫給孟郊的。當時韓愈33歲，孟郊50歲。韓愈明明為道悲，偏偏言為孟郊悲。其實，他悲孟郊之道不行，即悲己之道不行；因悲孟郊而悲自己，分外親切。他把在徐州不得誌的一腔悶氣，全在思念孟郊書中寓言而出，自然而又妥貼，真情感人，此書以平常語言，寫出不平常的情理，其情之篤，誠摯的真情感人至深。韓愈越是“懸懸”於孟郊，越是顯出了他在徐州不得誌。他小孟郊17歲，然而誌同道合，深情知交，所以望其速來，江湖同樂。全文不長，是韓愈文章中文從字順、自然妥貼的代表作。
由於韓愈在散文文體形式上的創造，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並逐漸形成了關於文體的一些學說與流派。在後來的不同的曆史時期也出現了各個文學派別。明後期，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號稱三袁）為代表的文學流派，因是公安人，稱“公安派”。他們反對前後七子複古擬古的論調和表現，認為文學應因時因人而變，不能一味摹擬古人，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以卓見真情為文，但也產生了浮而不沉之弊。其實韓愈因人而異的文體現象，隻是當時文體演變的一個小的方麵和縮影，文體遞變的道理，不像物體的演化，必須經過新陳代謝、前仆後繼。中國各種文體，淵源於五經。曆代文體的變化，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原因。韓愈所處的那個時代，已經有了這樣一個發展的要求，所以韓愈的文體一經出現，就成為焦點，後來被大家所認同，正是說明他這樣的文體是與當時的文體發展相適應的。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雲：“四言敞而有楚辭，楚辭敞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敞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他說的隻是文體自身發展的原因，鑒於已有文體出現弊端，才促成新文體的產生。當某位敏感的文學家發現已有的文體在內容或形式上有著某種毛病或束縛時，便要尋求出路，由《詩經》的四言到形體較為自由的《楚辭》，然後古詩、五言、七言、律詩、絕句、詞、曲，皆是伴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而產生的新的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