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前期，“文”“筆”都分得很清楚。盛唐以後，這種觀念逐漸消退，隨著文體文風改革呼聲的增高，“文章”一詞頻頻出現，從而泯滅了魏、晉以來日趨擴大化了的不同文體間的差別。從表象看來，以“文章”取代“文筆”，隻是一個簡單的詞語變化，但在這一現象的底層，卻反映了唐人文學觀念的重大變革，亦即雜文學觀念的複歸。這種似舊實新的觀念，極大地提高了古文的地位。韓愈堅定地倡導複古運動，使古文體煥發出了新的光彩，這就是在古文創新之後的雜文。
韓愈的“雜著”或“雜文”，是多種多樣的。有直言正論的，如“五原”《爭臣論》《諱辯》等；有當代人物雜傳，如《太學生何蕃傳》《圬者王承福傳》等；有當代人物論讚，如《張中丞傳後敘》《後漢三賢讚》《伯夷頌》；有風物題記，如《燕喜亭記》《畫記》《藍田縣丞廳壁記》《新修滕王閣記》等；有讀書後記，如《科鬥書後記》《讀荀》《讀鶡冠子》《讀儀禮》《讀墨子》等。這些文章內容不同，體式不同，或長或短，或莊或諧，文隨事異，各盡其用。這些多樣化的體式，溯源尋根，一般都是來自經、子、史、漢之“古文”，加以藝術改造，一變而為運乎股掌之間的應用“雜文”。那些書啟、贈序、哀辭、祭文、碑誌、表狀、銘讚等等，雖然有類可歸，然而，這些文章或說理、或敘事、或寫景、或抒情，其實質，也是“古文”的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它們也可以稱之為“雜文”。總之，韓愈以“古文”為“雜文”，也是創新。他把“古文”的應用文體，自覺地融入高揚的文學意識，創造了雜文的結構範型。
“五原”乃韓文中最主說理的政論文，不僅意邃理明，可見韓愈學博識高，也有很高的藝術性。就拿其中最短最不為人注意的《原人》來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僅僅二百餘字，道理卻講得很清楚。此文是韓愈總論天地之自然與人之社會的宇宙觀，而又於講自然觀與社會觀的同時，推出了“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的主旨，直指當今社會，具有普遍的意義。結尾句以議論作為結尾，推重聖人“一視同仁、篤近舉遠”，並以此而律人事，策人主。中間把日月星辰不得其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夷狄禽獸不得其情的原因歸結為“道亂”上。其實，文中也深深蘊涵著“不平則鳴”的原因。通篇寫法以具體、形象的敘事為主，以敘事寓意道理，通過敘事推出作者論述的中心。簡潔、形象、生動、富於感染力，是一篇很經典的說理雜文。
又如《祭鱷魚文》，先喻以義，繼道其歸，末以威懾之。文勢一路直逼而下，結段如萬箭齊發，使鱷魚一時措之不及。名曰“祭文”，實為“檄詞”，是一篇道正氣壯，意義深刻的好雜文。
韓愈、柳宗元等在文壇的崛起及其倡導的文體文風改革，除了現實政治等方麵的原因外，正與這種雜文學觀念的影響緊密相關。他們大量使用“古文”“文章”之類詞語，將經、史、子乃至碑、銘、雜說等一切有韻無韻之文統統包羅在內，並在理論上予以倡導，在寫作實踐中賦予這些應用文體以文學的物質。“二公者，實乃站於純文學之立場，求取融化後起詩賦純文學之情趣風神以納於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純文學之閫域而確占一席之地”。（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雜文學事實上已起了某些變化。
韓愈創造的雜文，給予當時和此後的散文發展以深遠影響。到了魯迅，將雜文這一文體發揚光大，使雜文如匕首與投槍，以犀利的筆鋒，批判社會，雜文遂達到了輝煌的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