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一生，屢遭貶謫，個人經曆充滿了坎坷與艱辛。但韓愈不是那種沉浸在個人痛苦中的人，他時時胸懷天下，以天下為己任，以複興儒學振興國家為己任，他為國家的存在而存在，為曆史使命的存在而存在。這就決定了韓愈一生，不是為自己而活著。這也是他憂患意識的根源。
韓愈的憂患意識，首先表現在對國家的擔憂。隨著藩鎮割據日益嚴重，宦官專權日益無法收拾，朝政日益腐朽昏庸，由於君主、宦官、朝臣等的壓迫，使國家經濟日漸衰敗，國力也迅速下降，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甚至到了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的地步。國家麵臨著滅頂之災難，盛唐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韓愈親身經曆了安史之亂後國家由盛而衰的這一巨大變故，親身經曆了安史之亂後的北方戰亂，對國家的憂患意識也更加強烈。正是這種憂患意識的驅使，韓愈總是在國家最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
韓愈的憂患，還表現在文化上的憂患。在政治上，由於藩鎮割據，朝廷對藩鎮一味妥協，胡人囂張，胡人文化漸漸潛移了漢族文化。另外，從印度傳來的佛教，逐漸流行於唐代，尤其中唐以後，漸有淩駕於中國文化之上的勢頭，在思想觀念上對儒家正統地位形成衝擊。唐文化正麵臨著雙重的夾擊，大有傾覆之勢。韓愈對此深為憂慮。所以，韓愈在倡導古文運動，倡導複興儒學時，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很快形成了文化複興的強大氛圍，從而有力地製止了胡人文化和印度佛教等外來文化的浸潤，鞏固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根基，而且也保住了傳統政治的精髓。韓愈在尊王攘夷與文化複古運動上表現出來的憂患意識是超前的。文化複古運動對後來的朝代的政治與文化都有著異常深刻的影響。
毫無疑問，韓愈的尊王攘夷有著特殊的背景，即異族侵略。此時韓愈的憂患也顯然表現出了一定的民族思想。他已敏銳地感受到外來文化對儒家文化的強烈衝擊，感受到儒家政治所麵臨的強烈危機，因而，他比同代人更為焦急憂慮。所以，他把文化複古運動、複興儒學、重整綱常與祖國的中興大業聯係在一起。
在教育上，韓愈也表現出了強烈的憂患意識。當時師道衰敗，弟子恥為弟子，老師恥為人師。社會上彌漫著一種不學無術的空氣，文化在急劇地沒落。韓愈認為，為了振興儒學，為了複興唐室，必須振興教育。於是他以一顆憂患之心，寫下了《師說》一文，對當時人們在教育與求學上的種種不良表現及心態進行了深刻地批判，同時勉勵人們拜師求學。這對於當時的不正常的求學風氣是一種改良。韓愈不但寫《師說》一文，而且還身體力行，好為人師，他在不同的地方，親自開設學館，廣收門徒，拿出自己不多的薪水來興辦學校，嘔心瀝血地興辦教育。
在憂世的同時，韓愈也表現出了一定的憂生意識。憂生者不一定憂世，憂世者常常免不了憂生。“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對生命的憂患是何等深沉絕望，何等淒愴感人。但韓愈的憂生顯然並非純粹的憂生，而是與憂世聯係在一起，與自己的理想聯係在一起。因憂世而憂生，這就顯然比一般的憂生之歎要高尚很多。
韓愈無論對曆史文化的憂患以及對社會的憂患，還是對個人的憂患，都不是為己的，而是為了社會、為了曆史，是特別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