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是中國曆史上少見的文學家、政治家，他一生既在文學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又在政治上取得了偉大業績。這樣的人在曆史上可謂鳳毛麟角。
韓愈之所以能夠在政治與文化兩條道上並行不悖，關鍵在於韓愈的價值取向上與司馬遷、李白、杜甫他們有所不同。盡管司馬遷、李白、杜甫他們都希望進入仕途，都希望在政治上取得突出成就，盡管他們甚至終生都夢想著在仕途上有所作為，但他們一旦遇到打擊，或是在仕途上遭遇挫折，就經過慎重的思考，放棄了政治的道路，改而求立言與立德於世，立功的希望就渺茫了。
但韓愈不同，韓愈是在政治上與文化上求雙重突破的人。儒家文化的熏陶，使他終身都不能放棄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這個願望，而複興國家的重任，在當時他認為又必須從文化上著手來解決，倡導古文，複興儒學，從而振興國家。因此，韓愈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又使他必須擔負起建設新文化的重任。同時，他還以自己對儒家文化的深刻理解來從事政治活動，企圖為儒家文化在政治上製造一個成功樣板。在韓愈那裏，政治與文化是交織在一起的，彼此密不可分。這就決定了韓愈在政治與文化兩條道路上自始至終都是那麼執著。
韓愈與李白等人不同的是，為了尋求在政治上的成功，他還具有特別能夠忍耐的精神。“忍”也是儒家文化所倡導的精華。孔子說：“小不忍則亂大謀。”孟子也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都強調了“忍”的作用。儒家文化強調“忍”，於是韓愈在官場上盡力地忍耐自己，除了特別的憤怒之外，如反對君主佞佛等，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其他事情如果不涉及到國家利益，不涉及到損害老百姓的利益，隻是有損於自己的話，他一般都能忍，而且特別能忍。所以他沒有像李白那樣，鬧出什麼高力士脫靴、楊貴妃研墨之類的事情來，也沒有像陶淵明那樣，為了不被小吏們使喚，就辭官歸隱了。韓愈是真實地實踐著儒家的思想，強調忍耐，在忍耐中與人為善，從而消除政治上的絆腳石，使自己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這反映了韓愈在政治上的大智慧，也反映了韓愈對儒家文化的修煉之深，在政治實踐上的運用之熟練老到。他不愧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信徒與傳人。
韓愈為了在政治與文化上都能獲得成功，在從政時不忘記自己複興儒學，倡導複古的重要使命。他四次參加科舉考試，可見他對進入仕途的強烈願望。進入仕途前後，他便開始從事古文運動。盡管屢次遭到貶謫與打擊，但始終都不灰心，始終都謀求在政治上有所發展，當他在朝廷之時，他在政治上與宦官做堅決鬥爭，反對君主荒淫，反對君主佞佛等；當他在貶謫之地時，他不以己悲，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為當地百姓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也在當地留下了千古不朽的永恒政績；當他在軍中時，他還是獻計克城平定淮西的功臣，隻身入虎穴說服軍閥的英雄；為文化官員時，他還興辦教育，培養學生，這些都是韓愈在政治上永恒的業績。在政治上獲得成功的同時，他結合自己的政治經曆，結合當時的時弊，寫了許多優秀的文章，為複古運動留下了生動的文章典範，以這些不朽之篇章，掀起了文化複興的嶄新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