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一生為實現國家中興，提出過許多主張。強調國家有序，政治清明，士農工商，各司其業，反對當政昏庸，不恤民瘼，官吏為非作歹，士兵不務正業。對於當朝大事，韓愈本著對人民、對國家負責的態度發表自己的意見，提出解決的方略。在韓愈的晚年，特別重視經濟的發展，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提出了諸多有建設性的建議，受到當時和後人的重視。
經濟強弱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強大的標誌，而經濟繁榮與經濟政策是否正確又緊密相連，更與百姓生活有密切關係。因此，盡管韓愈沒有在經濟部門做過官，但他在為官期間，隻要有機會，總會以其獨到的見解，上書朝政，針對經濟生活當中的諸多問題，提出看法。他的經濟思想大體上從兩類文章中表現出來：
一是在“雜著”中所涉及的經濟言論，如：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
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遍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
韓愈突破了儒家傳統思想的局限，不但重視農，而是農、工、商並重，相生相養，不可偏廢。在他之前，雖有過重視工、商的思想家，但對農、工、商互相依賴的關係，不如韓愈認識得清楚，闡述得透徹。當然，在古代，農業曆來是封建社會的基礎產業，是稅收的主要來源。農業的興衰，關係到其他行業的發展。不過，在有一定手工業、貿易發達的唐代，工、商業在總的國民生產中已占據相當重的分量。如果將三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揚長避短，將會優者益優，強者愈強。韓愈撥開傳統思想的重重迷霧，精辟而準確地將一個關於農、工、商的經濟理論闡釋於世人。
當時佛教的流行破壞了社會生產，佛教徒們不勞而獲，大量消耗社會財富，促使人民陷入饑餓和貧困，給當時的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韓愈都看在眼裏，所以針對農、工、商的負擔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重要見解，如：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韓愈在傳統的“四民”說之外，加上僧、道，合稱“六民”。他對農、工、商供養不勞而獲的僧侶和男女道士，負擔加重，表示不滿，具有進步意義；而“誅民”論則遭到了後世的批評。其實韓愈在下文接著說：“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可以看出韓愈所說，主要是指“六民”中的不事勞動、不事其上的僧尼和男女道士二民。
另外，韓愈向朝廷提出的經濟主張，現存的還有專著類的《錢重物輕狀》《論變鹽法事宜狀》兩篇。
在唐代兩稅法實行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穆宗即位不久，就下令要求百官各自陳述意見，用以改革兩稅法之端弊。韓愈在元和十五年八月前，進入袁州做刺史，他關於論述貨幣的《錢重物輕狀》，即寫於袁州，也算是響應穆宗的號召。在《錢重物輕狀》中，韓愈提出了四條辦法：“一曰在物土貢”，“二曰在塞其隙”，這兩條與當時人的主張略同。“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這是主張鑄新錢，提高貨幣的價格。“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這是主張強製推行新錢，以實現“輕重平”。韓愈的這些辦法，當時並沒有被采納，今天從經濟學方麵講，其指導思想有悖於平衡物價，最終會導致物價飆升，後世也給予了批評。但是韓愈作為一個文官，積極地投身於國家經濟建設的行動是值得稱讚的，他也很願意為國家做一些事，承擔一些責任和義務，比起一些隻知道貪圖享樂的官宦之人要進步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