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是說，君主昏聵，臣子奸佞，時事艱難，百姓如何能安居樂業？同時抒發了自己盡忠報國的心懷：“將區區之愚忠直兮，同心同德賦同仇。”
1645年的春天，當弘光政權還在醉生夢死的時候，清軍大舉南下，明將許定國投降清軍，淮河防線頓時崩潰。同時，駐兵武昌與東林黨有舊誼的大將左良玉，以“清君側”為東林複仇為名，起兵東下，進軍南京。專擅朝政的奸黨馬士英、阮大铖為抵抗左良玉，急由抗清前線調回黃得功、劉良佐兩部兵將進行內戰，聲稱寧可讓清兵來，也不使左良玉得誌。左良玉在東下途中病死，其子率大軍降清，清兵實力更為雄厚，兵鋒直逼屏障南京的江北重鎮揚州。督師揚州的史可法困守孤城，調受其節製的各鎮兵將前來增援，卻無人應命。
史可法抱著與城共存亡的決心，率親軍4000人苦守揚州。4月15日，清軍環逼城下，清將多鐸五次寫信給史可法勸降，史可法均不啟封，將信投入火中，以示抵抗到底決不屈服的決心。4月25日，揚州城破，史可法被俘。多鐸再次勸降，他大義凜然地說：“我是明朝的重臣，豈肯苟且偷生，頭可斷，誌不可屈！城亡我亡，我誌已定，即使碎屍萬段也心甘情願。”他慷慨就義，表現了中華民族寧死不屈的氣節。清兵入城後，對揚州進行了殘酷的燒殺淫掠，血洗十日，死者十幾萬人。具有數百年曆史、風物繁華的江北名城揚州成為一片廢墟。揚州既失，江北失去依托，清軍躍馬揮鞭，直殺到長江邊上，並趁夜色掩護，由京口渡江，直驅弘光政權的首都南京。此時，南京城中依然熙熙攘攘，毫無備戰氣氛，秦淮河畔，時時傳來簫笛笙歌，昏庸的弘光帝尚在後宮飲宴，酒酣耳熱，馬士英等權臣以及百官聽說揚州陷落，趕忙收拾金銀細軟，準備四散逃亡。
此時的鄭成功思想已漸漸成熟，並且也有了自己的眼光和看法。同時他也親眼看見了弘光政權的荒誕不稽，官吏腐敗，民不聊生。這使青年鄭成功痛心疾首。他憤然說：“官失蒼生，如鳥失毛；鳥無毛，焉能長久乎？”又說：“擄掠無忌者，如立行之獸何異？”由此可見，青年鄭成功有愛國愛民之心腸。對民族的危亡感慨係之。他在國子監讀了兩年半書，被亂世震撼了，再也無法讀下去。是的，熱血男兒，麵對國難，向往的是沙場。可是，無奈他赤手空拳，有誌不能報國。他很痛苦，毅然走出了夫子廟，立足留都，放眼亂世，一心等待風雲際會，實現匡扶社稷的理想。這時的鄭成功雖然隻有18歲，卻懂得了社會上許多事情，明悉了世間人際關係的複雜險惡。此後他奮發進取，努力躋身政界，與各階層的人士有了很好的接觸。
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朝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率領清兵打進南京，弘光政權滅亡。鄭成功目睹國破民亡的悲慘景象，內心非常沉痛。於是，他決定先回到福建家鄉，然後組織力量抗清。
弘光政權滅亡後，鄭鴻逵、鄭彩聽說杭州城已經被清軍占領，於是就率領全部兵馬退回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禦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人，商議在福建擁立唐王朱聿鍵為監國，並於當年閏六月十五日，共奉唐王即位福州，建元為“隆武”，並設六部九卿，在福州上、下遊各設四府。大量兵馬集中在福州為總策應，以謀求反攻收複明朝故國。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叔父鄭鴻逵都做了首輔。鄭芝龍一家幾個兄弟都受到隆武帝的封賜。當時福州一帶早已是鄭芝龍的勢力範圍，軍政大權全集中在鄭芝龍一人手裏。明朝在江西、湖北、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地的文臣武將聽到隆武政權的建立，紛紛上表稱臣，表示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