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好對傅君說，我對蔣先生這項計劃一無所知，未便做任何表示。傅君始怏怏而去。
事後種種跡象證明巴大維的消息是正確的。蔣先生確已做放棄大陸的決定。他要我出來，不過暫做他的擋箭牌，好讓他從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來和共產黨唱對台戲。我如果真在南京勵精圖治，做防堵共軍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違於蔣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盡方法，破壞我的計劃，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與中共分庭抗禮。
蔣先生既有這項決定，則我不論為和為戰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為軍國大權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虜，隻有聽任他的擺布。
為便於控製全國各地一切軍政措施，蔣先生返溪口之後，便在其故裏建立電台七座，隨意指揮，參謀總長顧祝同，對一兵一卒的調動完全聽命於蔣先生。2月16日，我在總統府宴請留京高級軍政人員閻錫山、於右任、居正、顧祝同等。眾人方入席，侍從人員便來報告說，溪口蔣先生有電話給顧參謀總長。顧祝同隻得放下碗箸去接電話。蔣先生這電話原先打到國防部，部裏人說，代總統今日請客，參謀總長現在在總統府吃飯。蔣先生便命令將電話接到總統府。是晚我們一席未終，顧祝同先後接了三次溪口的電話。由此可見蔣先生對各項軍政大事控製的嚴密，實與退休之前無異。但是所有我對他的要求，如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和自台北提運金鈔回京等事，蔣先生卻又推脫說，下野之人，不幹預軍國大事，把責任推到陳誠頭上。但是我給陳誠的命令，蔣又授意陳誠置之不理。
蔣先生這種作風，當時不特黨內元老於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蔣先生數十年的心腹何應欽、張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順眼。他們一致認為要挽狂瀾於既倒，一定要蔣先生放手，讓我可以大刀闊斧地興革。他們認為要蔣放手，最好請蔣先生出國考察。但是誰都知道蔣先生的脾氣，南京方麵，雖大家都有此意，卻誰也不敢向蔣先生當麵提出。至於接近我的人，為避嫌疑，皆謹言慎行，尤其不敢亂作主張。當時CC係報紙以及少數不明內幕的新聞界，以訛傳訛，甚或故意造謠，說我們“桂係”有意要逼蔣出國。這全非事實。所謂“桂係”領袖如黃紹竑、白崇禧等，那時皆常住武漢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幹部如李品仙、程思遠、張任民、韋永成等，也都齊集白崇禧幕中，很少與我接觸。我在南京日常過往的，皆是蔣先生夾袋中人。甚至我身邊的衛士，正如吳忠信所說，都是蔣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謹慎。所以當時義憤填膺而形於顏色的，不是“桂係”領袖，卻是張治中、何應欽、邵力子等人。
蔣先生幕後違法控製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陳儀被撤職逮捕一事。三十八年2月底，京滬衛戍總司令湯恩伯忽親赴杭州，將陳儀拘押撤職。遺缺由湯部第七十五軍軍長周碞接替。
此事的發生殊出人意料，我身為元首，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的撤換拘押，直等報紙刊出才知道。時任行政院長的孫科亦不知此事。事後，蔣先生才打電話給孫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務會議提出追認。此事表麵上雖為湯恩伯所執行，背後實全由蔣先生指使。湯的地位不過是京滬衛戍總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換省政府主席的事來，實在太不成體統。我聞報之下，便十分憤怒，擬查明事實，嚴辦湯恩伯。
京中高級文武官員見我生氣，怕我要手令撤職查辦湯恩伯，而湯分明是遵蔣先生的意旨辦理的，這樣一來，豈不是對蔣的麵子下不去，大家紛紛來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