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況，蔣經國在《我的父親》一書中，又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線索：
關於李宗仁來信所提到的庫存黃金的搬運經過，我應該附帶在這裏說一說：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台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千萬要守秘密！”因為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作為“和談”的條件之一。後來這一批黃金，是很順利地運到台灣了。政府在播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哪裏還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麵？古語說：“無糧不聚兵。”如果當時餉糈缺乏，軍隊給養成了問題，那該是何等嚴重？庫存黃金到達台灣之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國家的珠寶，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托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台灣來，交給國庫保存。這一箱珠寶，多半是抗戰時期一班漢奸非法搜括的財物，勝利後被政府依法沒收，交付中央信托局代為保管的。因為我曾經擔任過管製上海經濟的工作，知道這箱珠寶存放的地點，所以，父親就命令我去負責執行這一項任務。當我到達上海以後，李宗仁已經知道了這回事，立刻下令，不準移動這箱珠寶，後來竟吩咐那個保管保險箱的人，飛到香港去，使我無法取出。我因向父親建議：“據所知道的情形，這一箱珠寶已經用了不少，剩餘的東西，僅值二三十萬美金，我們何必為此區區之物，同人家傷和氣。”父親卻指責我說：“到了台灣，當軍隊糧餉發不出的時候，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我聽了無言可答，隻好依從父親的意思去進行，但結果還是沒有法子把這批珠寶搬出來。
在這裏，蔣經國清楚地透露了：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就是1949年4月下旬，也就是蔣介石不在職後九十多天，他還能以非總統的“平民”身份，“派”蔣經國等“幾個人”到了上海，“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台灣來！”並且一搬再搬，連最後“一箱珠寶”都不放過！試問這是“引退之後，未嚐再行與聞”“金銀轉移”的行為嗎？說“引退之後，未嚐再行與聞”，誰相信呢？
何況，在前國民黨“新聞局長”董顯光的《蔣總統傳》中，寫出的，就全是蔣介石“引退之後”的傑作。董顯光說：
2月間有一機會可從行將勝利的“共黨”手中奪回國家的重要資產。蔣總統深信大陸不免於淪陷，乃以國民黨總裁的地位，命令幹練而可靠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將政府所存黃金運往台北，以免將來淪入敵手。這些存金到了台灣，於必要之時，將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鴻鈞立即遵命辦理，此項存金運輸遂於2月20日完成。李宗仁聞此消息，異常懊怒。蔣總統原來也恐此項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難免不為勞而無功的和談，增加一件交易的標的。幸而蔣總統把這些存金在不動聲色之下迅速轉移地點，李氏遂未能先占一著。
在另一舉措中，蔣總統卻沒有同樣成功。戰時沒收的大量珠寶向為中央銀行保管，價值約當美金一兩百萬元。蔣總統亦囑俞鴻鈞將此項珠寶運台，但為李宗仁所阻，不克成行。後來“共黨”占領上海，此宗資產也就入於敵手。蔣總統對於存金之遠見，幸而保全了不少的資產。
照董顯光的說法，真使我們開了眼界：原來“中華民國”雖進入了“憲政”時代，居然還有一個黨的“蔣總裁”，以該黨“總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將政府所存黃金運往台北”！董顯光的說法，對照起蔣經國的文字一起讀，可真有趣極矣！
在“國庫資財”等以外，張玉法說蔣介石“於1月21日——宣布引退之日”發布了一些“任命”，“這些都是為和議不成而預留地步的”。意謂引退以後，就放手不幹政了，其實這也是曲筆回護之詞。我們試看李宗仁的回憶：
金銀之外，蔣先生又秘密將海、空軍實力逐漸南移，以台灣為中心。值此江防緊急之時，海空軍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軍鬥誌便大半喪失，縱有可為也不可為了。
蔣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預備放棄大陸，他要我出來，顯然是借刀殺人，好讓他爭取時間，搶運物資赴台。此種司馬昭之心，連美軍顧問團也看出了。
1月5日，時距蔣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餘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顧問傅涇波來見我說，美駐華軍事代表團長巴大維將軍聞悉蔣氏有計劃地放棄大陸，經營台灣，甚為詫異。因自平、津、濟南淪陷，及徐州會戰失利後，共軍雖已增至二百萬人以上，但國軍亦立即調整補充，兵力仍號稱三百五十萬，雖裝備奇缺，唯尚有半數可戰之兵。且西北地區和長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在此時期即作放棄大陸的準備，無乃太早。巴大維將軍並認為台灣係美軍從日本手中解放出來的。雖開羅會議時有歸還中國的協議，但在對日和約尚未簽訂之前，其主權誰屬，究未有法律的根據。今蔣總統即欲據為己有，作為撤退海空軍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維將軍擬請司徒大使向蔣總統提出口頭的抗議，但是司徒大使尚未決定采取任何行動，故特遣傅君先來問問我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