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孫科、何應欽也先後來相勸說，蔣先生的作風一向如此，難道你還不知道嗎？在現在這種風雨飄搖的局麵之下，和蔣先生鬧翻了，事情將更不好辦。這兩位先後身肩內閣重任的行政院長的態度尚且如此，我為顧全大局，不為已甚，隻好不了了之。
李宗仁又回憶：
蔣先生最不可恕的幹預，便是他破壞了政府的江防計劃。蔣先生原非將材，東北及徐、蚌二役可說是他親自指揮垮了的。當時我和白崇禧力爭，徐蚌之戰應本“守江必先守淮”的傳統原則作戰，而蔣不聽，硬要在徐州四戰之地與共軍作戰，卒至一敗塗地。此次守江，雖已屬下策，但是我們究有強大的空軍和數十艘軍艦為共軍所無，若善加利用，共軍亦未必可以飛渡長江。無奈蔣先生無意守江，卻要守上海一所死城。執行他這錯誤戰略的，便是他最寵信而實際最膿包的湯恩伯。
一二月之間，當共軍已逐漸迫近長江北岸時，國防部召開江防緊急會議，事前並由該部作戰廳廳長蔡文治中將擬就守江計劃，開會時提出討論。此次會議由參謀總長顧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級將領蔡文治、湯恩伯等人。我與何應欽也應邀列席。
首由蔡文治提出江防計劃。大意是說，我江防軍主力應自南京向上下遊延伸。因為這一段長江江麵較狹，北岸支流甚多，共軍所征集預備渡江的民船多藏於這些河灣之內。至於江陰以下之長江江麵極闊，江北又無支河，共軍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此一方案，何應欽、顧祝同和我都認為十分妥恰。
但是湯恩伯卻大不以為然，聲言這方案大違總裁意旨。他因而另提一套方案，大體是把我江防軍主力集中於江陰以下，以上海為據點，集中防守。至於南京上下遊，隻留少數部隊以為應付，簡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長江。
蔡文治認為這是自殺政策，在戰略及戰術上均屬下策。無奈湯恩伯是掌有實權的江防總司令，他的防地上自湖口，下至上海，大軍四十餘萬人都在他一人節製之下。湯堅持他的守據點的計劃，並說：“這是總裁的方案，我必須執行！”
蔡文治說：“就戰略、戰術來看，我想不論中外軍事家都不會認為放棄長江而守上海是正確的。現在代總統、何院長、顧參謀總長都同意我們作戰廳的方案，為什麼你獨持異議？”
湯說：“我不管別人，總裁吩咐怎麼做便怎麼做！”
蔡說：“總裁已經下野了，你還拿大帽子來壓人，違抗參謀總長的作戰計劃，如果敵人過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嗎？”
湯恩伯至此已血脈賁張，完全失去常態，頓然把桌子一拍，大聲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麼東西？什麼守江不守江，我槍斃你再說，我槍斃你再說……”說著，把文件一推便衝出會場，揚長而去。
蔡文治也氣呼呼地把文件收起來，連說：“這還能幹下去？這還能幹下去？我辭職了！”
我望著何應欽、顧祝同二人說：“這局麵如何收拾？”
何、顧二人也苦笑說：“老總不答應，那又有什麼辦法，隻有讓他垮嗬！”他們所謂“老總”就是指蔣先生。
我當時便想湯恩伯隻知道蔣先生，把我們李、何、顧三人不放在眼內，簡直不成體統。要阻止敵人渡江，首先要把湯恩伯撤職，但是湯氏手握重兵，何應欽、顧祝同又不敢哼一聲，我當然也無法撤換他，隻好眼睜睜看他胡來。
最後，兵敗山倒。李宗仁回憶：
4月21日我召集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等高級將領會商今後戰略。與會諸人莫不慨歎。因眾人皆清楚，蔣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勢不會一糟至此。由多方事實參證，我知道蔣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長江，與中共周旋。時日延長，美國政府可能改變對華態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則我李某人坐擁半壁河山，中共固無法南侵，而蔣先生的獨裁政權亦將永成曆史名詞了。
蔣先生生性便是極端狹隘的人，他斷不能坐視我取他而代之。他所以要把湯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爭取時間，搶運物資，然後把湯部精華撤往台灣，另建一個小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