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話，就大有問題了。說汪精衛“與蔣勾結”，固是事實，但蔣介石勢力坐大，胡漢民（胡展堂）的“與蔣勾結”前科，也厥功至偉喲！反蔣的途徑是絕對對的，不過以“擁護革命的中心領袖”、“建立健全的最高黨部”、“接受統一的中心指導”、“實行三民主義”做號召，卻又無一不是中國的亂源。固然胡漢民的人品人格，高出蔣介石不知多少倍，但是主義荒謬、政黨獨裁、製度錯誤、衣冠易人，人格再耿介的從政人物，最後也難逃禍國殃民的。讀者讀此書時，務請在這點上特為留意。
1991年9月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怎樣曲筆回護蔣介石
在“中央研究院院長”加拿大人吳大猷的帶頭下，院中近代史研究所自然也是從事所謂學術研究的衙門之一。這個衙門經年累月，印出來的學報，其實正是“斷爛朝報”——對蔣介石賣國禍國偽政權的史實，不但不敢直筆，並且曲為回護。這種作風，不但不配稱為曆史家的風格，甚至起碼的知識分子的風格都談不上！這個衙門目前由張玉法主持，張玉法不但在這衙門花民脂民膏、印行公牘，還在外大賺外快、出版私著，其中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名義問世的《中國現代史》，就是顯例。
這部《中國現代史》厚達八百頁，東華書局出版，在大學用書中，算是走紅的一本。走紅並非因為它好，而是其他同類書更壞。“矮子裏麵挑大個”，就以“名著”現身了。今早起來，我就這本書隨便翻，一翻就翻到第九章“戰後國共鬥爭”這麼一段：
蔣總統基於二十五年的反共經驗，對和談並無信心，隻是戰事既不利，副總統主和，地方大吏及民間亦主和，不得不屈從眾議。但在引退之後，蔣總統對於時局仍非常關心。他不斷地計劃軍事，並時常拍電報給代總統和行政院長，表示竭盡全力支持他們。在引退以前，蔣總統為國家預留地步，首先將空軍、國庫資財及軍火轉移台灣，以鞏固後方基地，其次就是於重要地方安排防務，免得共軍乘虛而入。譬如他於1月21日——宣布引退之日——任命餘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發奎為海南特別區行政長官、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群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湯恩伯為京滬警備總司令，這些都是為和議不成而預留地步的。
張玉法說蔣介石把“國庫資財”等“在引退以前”“轉移台灣”，我看了吃了一驚！因為這種曆史，可寫得太離譜了！
真的曆史是：蔣介石是1948年4月19日當選上所謂行憲後第一任總統的，5月20日舉行了就職典禮。可是就在這個當口，與中共的戰爭，愈來愈不對勁了。先是這年1月，國民黨吹下大牛，聲言一年內可以消滅共軍的有形力量，可是2月就丟了遼陽、鞍山。3月就丟了四平街、永吉。4月就丟了洛陽。5月就丟了老河口。6月就丟了開封。7月就丟了兗州、襄陽。9月就丟了濟南。10月就丟了錦州、長春、鄭州、包頭。11月就丟了沈陽、營口、保定、徐州。12月就丟了淮陰、淮安、張家口。到了1949年1月，所謂“徐蚌會戰”結束，國民黨又損失大軍四十萬，同時丟了天津。前後一年下來，國民黨一年內可消滅共軍的大牛不但吹破，並且反要被共軍消滅，就在眼前。這年1月1日，蔣介石不得已，發表元旦文告說漏氣話。三星期後（1月21日），他終於下台了。這天，他發表《引退謀和文告》，開頭就說：“中正自元旦發表文告，倡導和平以來，全國同聲響應，一致擁護。”可見謀和之事，並非張玉法所謂的“副總統主和”。據《李宗仁回憶錄》，真相乃是：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12月中旬，徐蚌會戰已接近尾聲，中共全盤勝利勢成定局，京、滬震動，人心惶惶，陰沉氣氛彌漫全國。至此，蔣先生固然感到大勢已去，國內外許多民意機關，甚或統兵作戰的高級將領，也都認為內戰前途無望，希望政府在猶有可為之時，與中共恢複和平談判。首做此項呼籲的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參議會。他們都有通電呈蔣總統，希望能做此項考慮。蔣先生為此也曾兩度找我到官邸商談。他說明想即時引退，希望我能頂起這局麵來同共產黨講和。我聞言大驚，說：“這局麵你都幹不了，我如何頂得起！”蔣先生一再做出懇切的姿態勸我接受，我卻竭力推辭。嗣後蔣先生又迭派吳忠信、張群、張治中等來我處，數度相勸，我均表示無論如何不願承當。我推辭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確實也幹不了；第二，我與蔣先生相處二十餘年，深知其詭計多端，說話不算話，在此危急之時，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