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蔣先生“禦駕”親來傅厚崗我的住宅拜訪，這是一次破例的行動。蔣先生有事找我，總是“召見”，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麵化，對中共和友邦做一試探。
此次我們見麵，蔣先生對引退的事說得非常具體，他首先問我說：“你看現在這局麵怎麼辦？”
我說：“我以前就向總統建議過，武漢和徐州應劃為一個單位，統一指揮。今日挫敗的原因雖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揮不統一之上。”
蔣說：“過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敗後，匪軍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麼辦？”
我說：“我們現在樣樣都站在下風，但是也隻有和共產黨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蔣搖搖頭說：“這樣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頂起這局麵，和共產黨講和！”
我說：“你尚且不能講和，那我更不行了！”
蔣說：“你擔起這局麵，馬上就不同了。”
蔣先生說這話時，顯然想到民國十六年他下野那回事。那次他一下野，武漢方麵氣就鬆了。但是現在的局麵可不相同。共產黨的對象並不是蔣先生一人，它是要整個拿過去的，不管誰出來都是一樣。我心裏這樣想，嘴裏當然未便明言，隻是拒不接受蔣先生的委托。
蔣說：“我看你還是出來，你這姿態一出，共軍的進攻可能和緩一下。”
我仍然說：“總統，這局麵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無論如何，我是不能承當此事的。”
“我支持你。”蔣先生說，“你出來之後，共產黨至少不會逼得我們這麼緊！”
我還是堅決不答應，蔣先生便回去了。
次日，蔣先生派張群和吳忠信二人來找我，還是逼我出來繼任總統，好讓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當今局勢非十六年可比，蔣先生下野未必能解決問題。張、吳二人未得結果而去。不久，蔣先生又找我去談話。我還是堅持。
蔣先生說：“我以前勸你不要競選副總統，你一定要競選。現在我不幹了，按憲法程序，便是你繼任。你既是副總統，你不幹也得幹！”
蔣先生既搬出憲法來壓我，我便很難自圓其說。按憲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幹了，我的確“不幹也得幹”。我說：“按憲法，我是無法推辭，但是現在的局麵，你尚且幹不了，我如何能頂得起？”
“共產黨絕不同我講和。”蔣先生說，“你出來，最低限度可以變一變。”
我說：“我出來，共產黨一定要我無條件投降！”
蔣說：“你談談看，我做你後盾！我做你後盾！”
以後又聚會了幾次，蔣先生一直說要我繼任總統，並強調他五年之內不幹預政治。
由此可見，張玉法所說“副總統主和”之事，是副總統奉總統之命幹的事，並且時間也在蔣介石引退之後。如今張玉法倒果為因，這是什麼“中國現代史”！
蔣介石文告又說，他“自元旦發表文告，倡導和平以來”，“時逾兼旬，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極！因決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戰消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爰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翊讚李副總統，一致協力，促成永久之和平。”就這樣的，李宗仁正式當上了“中華民國”的總統。可是，總統隻是名義上的，實際上，蔣介石所謂的“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翊讚李副總統”，推行起來，可就鮮事一籮筐。首先是李總統控製不了“中央社”，他居然在報上看到了由“中央社”發出的蔣介石替他代擬的文告！接著，李總統又控製不了“總統的大印”，蔣介石的秘書長吳忠信居然以蓋有“總統的大印”的通令，通令四方，而李總統竟一無所知！李總統把吳忠信找來，說：“禮卿兄，這份通令發出去，我為什麼事先毫無所聞？”吳忠信說：“這是蔣先生的意思，要我發出後再通知你。”李總統說：“蔣先生已經下野了，他還要指揮你發通令不讓我知道？”吳忠信說：“你是知道蔣先生的，蔣先生要我這樣辦，我又怎能不辦？”在代發文告、代發通令以後，接著，李總統又控製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長孫科，居然在蔣介石的指揮下，把行政院搬了家，從南京搬到廣州去。李總統趕去請孫科回駕，孫科說：“在敵炮火轟鳴之下，我們怎能處理政務呢？”李總統說：“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戰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敵炮火轟鳴下過去的？”……上麵這些“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的“翊讚”成績，還隻是一開始時的犖犖大者，以後其他的鮮事，還多著呢！鮮事中最有名的就是蔣介石以私人地位把“國庫資財”等搬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