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否則，如一任蔣偽自生自滅，則這批醜類很可能在無可再拖的情勢下，搖身一變，歸順北京，享受‘一國兩製’的優待。而按照北京的政策，隻要台灣換五星旗、交出國防外交，則一切既往不咎。如此一來，這些狐群狗黨，豈不是王八翻身，不但不受應得的懲罰，反而在‘一國兩製’的保護下，繼續騎在台灣人民頭上拉屎拉尿。中共為了獎賞蔣偽的歸順，說不定到時候還要把中正堂加個藍頂，把慈湖改遷日月潭。天理何在？”其實，你說的這種情況是極可能發生的。但我看來，發生了，也沒什麼，因為改朝換代，在政治結構上，總難免有“前朝”的官僚留下來。試看清朝完了，自袁世凱以下，留下了多少前朝餘孽？這些餘孽，隻要“歸順”得快，他們照樣是代換後的統治者，隻不過“文武衣冠異昔時”而已。我常說，共產黨真“笨”，它大可以高官厚爵拉攏蔣家餘孽；例如，它可改改體製，宣布李登輝來做全中國（包括台灣）的總統或主席，宣布郝柏村來做全中國（包括台灣）的行政院長或國務總理，以下類推，把台灣的大小官僚，都用更大的名位予以一網、“買”倒，甚至保證他們幹終身職或一段可觀的時間，昭告世界，絕對守信。這樣一來，自李登輝以下，又何樂而不為？自然全無鬥誌，“十四萬人齊解甲”矣！
或問把全國重要名位，都給了國民黨，安全嗎？才安全呢！試看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之日，給出了多少名位？在副手旁伺之下，那個正座的還能有翻江倒海的本領？國民黨的上將傅作義坐了水利部長（水利電力部長）正座，一坐二十三年，從五十四歲做到七十七歲，直到他七十九歲病死前兩年才辭職，他管水利，能翻江倒海嗎？可安全得很呢！讓這國民黨大員一做部長做到死，誰說共產黨不守信！
至於你說這樣未免太便宜了“這批醜類”，其實便宜了又算什麼？政治上，總有一些持盈保泰的不倒翁、見風轉舵的投機分子或“起義”分子。隻要這批人能“洗麵”（“心”是“革”不了的），形式上歸附，也沒什麼不好。從大處看，不算什麼。雖然會令忠良氣短，但忠良應有胸襟容忍此種事。
以黎元洪為例。此公非革命黨，但武昌起義時，因他有“協統”軍階，被革命黨看中，從床下拉出來，逼他“起義”，他就搖身一變成了頭兒。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他做臨時副總統；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他做正式副總統。官運之亨通，一時無兩。他雖因緣際會、扶搖直上，但卻逆取順守、進退有度——袁世凱要當皇帝，他就不肯附和；袁世凱封他“武義親王”，他堅決不受。可見此人雖一路撿便宜，但是也不負好運氣與人民付托，一路跟民國反帝製到底。足見隻要“醜類”形式上向善，我們不必多在政治上計較。
當然，這並不是不計較，而是另在曆史上計較，不在政治上計較。在政治上，從張邦昌到吳襄（吳三桂之父），都能因附逆而不被迫問，但在曆史上，在《宋史》《明史》中，他們都不與忠臣之列。李登輝、郝柏村之流，都是附逆於蔣氏父子的走狗，曆史永遠不會饒恕他們，但是政治就難說了。
以上所論，是一個觀念的分野。因為重要，所以拉雜寫奉我兄。
《北京法源寺》終於完工。大陸上已出我的書甚多，這書也應在出版之列。不過內容不無可被羅織之處，等我兄看了再說（如要刪改，就不必出大陸版了）。大陸上出我的書，我一向以“李敖不從大陸取出分文”為處理原則。四十多年來，流亡台灣，被國民黨所困，未能為大陸做什麼，每以自愧，稿費之事，不足論也。此請
雙安、小朋友們大好
敖之 1991年6月30日午
蔣介石秘密批示鬥臭彭明敏
二十一年前，彭明敏在國民黨特務日夜環伺下，奇跡式偷渡出境。據《彭明敏回憶錄》所說，當時被日夜環伺情形是：“監視我的特務們，整天分成三班輪值。我的妻子被跟蹤得更緊迫了。我家附近，與全市其他地區一樣，在街角巷口，有小攤販的違章建築。它們常是退伍軍人非法搭起來的，政府不管它們。我家巷口，靠近我們門口的攤販，竟成為監視我的特務們的中心。我們知道那個老小販的年輕太太，以前是個妓女。她竟將其陋小違章建築，變成特務招待所，服務他們，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讓他們坐下來抽煙閱報。”“我很小心注意特務們的動靜，不久發現，他們有時在深夜一段時間，不在那裏。他們大概是覺得太無聊，偷偷溜走去散散心。在那時候，我也可以偷偷外出，不受跟蹤。”“我不時感覺極端絕望和沮喪。這樣過日，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來愈縮小，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被捕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在這樣孤獨隔絕的情況下，我感覺幾乎快要窒息了。”“王淦的來訪，變成一種刺痛了。國民黨‘開明分子’仍然要我妥協，仍然想說服我靠向他們，仍然想使我公開向他們認同。他們繼續在談要為我找一個職位。王淦不斷勸我接受他們的安排，他說那樣一來，既有工作，生活問題又可以解決，而且對我造成這麼大痛苦的監視，也可以結束了。”“然而，相反地，我決心要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