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此類推，其他的批語也一樣。例如蔣介石關了蔣百裏，一年以後，李根源、張仲仁等人跑去找蔣介石，說“外侮日亟，將才苦少”，希望當局為國家保全人才。蔣介石當麵批了“照準”字樣，下令放蔣百裏，可是事實上卻仍舊關著，事見曹聚仁《蔣百裏評傳》。可見這種“專立文字”，你是不能認真的。又如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兵敗退卻，對蔣介石甩都不甩，隻叫他在重慶的手下作間接報告，蔣介石在文件上批示：“史蒂華脫離我軍擅赴印度時，隻來此電文，作為通報，不知軍紀何在！”事見梁敬《史迪威事件》增訂版。但是，這種“專立文字”，史迪威（史蒂華）本人卻根本沒看到。你若以為蔣介石有種這樣責備他的洋參謀長，你就錯了——蔣介石的威武，原來隻是給我們看的啊！
1989年10月14日
蔣介石與“不立文字”
中國禪門功夫講究不立文字，《五燈會元》記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金色頭陀（大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說“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之理。《五燈會元》這一記錄，把“不立文字”溯源至遠。不過，“不立文字”的真正體現，還是後來的。這一玄理，菩提達摩東來，最初並未提倡，後來南泉普願始倡“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說，自此禪門悟道，不涉文字為尚，單傳心印，用見功夫。臨濟大師以“法離文字”為標榜，甚至說出“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淨故紙”的話，把佛門立文字的經典，以擦屁股的衛生紙視之，其視文字為廢紙，淋漓盡矣！
《禪林僧寶傳》記佛印的話說：“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這顯然認為文字會失真，以文字傳道，說法者有被出賣之感。英國文豪約翰遜（Samuel Johnson）有時“罵逐”躲在沙發背後偷偷記錄他的話的博斯韋爾（James Boswell），雖不涉禪門，但旨趣不無暗合之處。足見“不立文字”，東海西海，有誌一同。
不過，“不立文字”的妙處，到了蔣介石手裏，更成了絕活，雖然別有異誌，並不相同。蔣介石的習慣是，口頭上可以答應許多事，但拒絕立成書麵。當時沒有錄音機發明，空口無憑，隻要不行諸文字，就沒有把柄在人手中，一切就好辦。蔣介石這一作風，表現在西安事變上，最為高段。西安事變時，張學良等提出八條件，蔣介石口頭答應，可是“不立文字”；對張學良等不咎既往，蔣介石也口頭答應，可是也“不立文字”，口頭答應之承諾，且經宋美齡、宋子文、洋顧問“背書”，但事後或認賬或不認賬，全憑他高興。
蔣介石這種“不立文字”的禪門功夫，表現在對外關係上，也有一手。蔣介石跟日本人辦外交，怕賣國事泄，就盡量以“不立文字”偷關漏稅，縱立文字也避免條約或協定的形式，以掩人耳目。例如與（偽）滿洲國談判通郵，最後約定“雙方均用記錄，不簽字、不換文，以避免條約之形式”（1934年12月29日外交部致各駐外使署電）；又如《何梅協定》，何應欽一直不承認有所謂協定存在，但是，這隻能騙中國人，騙不了日本人的。胡適1936年11月22日日記說：“所以不發表此項文件之故，他們說是‘不願把此件做成外交文件’。然而日本人早已把此件認做‘外交文件’了！”可見日本鬼子才不跟你一相情願呢！
有的時候，縱立了文字，也動了手腳，達到“不立文字”的效果。例如《塘沽協定》，第四條第二項與日本人約定不予公開，並且在簽字之協定外，另有口頭約諾之日方希望事件四項，也沒公布。這種立如不立的絕技，更不是禪門人物想象所及了。
李敖出版社出版沈醉的《軍統內幕》，有這樣一段：“國民黨的檔案，特別是像軍統局這類特務機關的檔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蔣介石叫戴笠殺害了那麼多革命人士和反蔣人員，我在為軍統局特訓班編寫‘行動術’教材（專門搞逮捕、綁票、暗殺、破壞等特務活動的東西）時，曾調閱過不少有關暗殺等事件的檔案材料，就沒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蔣介石的手令或批示，隻有戴笠寫的‘奉諭速辦’或‘奉諭照辦’。究竟是‘奉’了什麼人的‘諭’，檔案裏完全找不出來。”可見蔣介石的禪門功夫，真不是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