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想用少數黃金，維持金圓券不跌價的政策，就給這樣的人海戰術打垮了。
從貨幣學觀點看，金圓券的發行，根本是違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沒有現金銀準備金的情況下，大肆發行，是典型的賣空；收兌黃金美鈔，又是典型的買空。買空賣空於先，自然出爾反爾於後。最後中央銀行庫存的黃金，以“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用作戡亂，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搶運到台灣，作為新台幣發行的準備金了。國民黨說這些黃金安定了台灣人事，但卻不說這些黃金丟掉了大陸民心！
王升又回憶：
我記得非常清楚，有一個下午，我集合兩千多名打虎幹部，等經國先生回來講話，可是到了6點鍾他人還沒來，我就打個長途電話到南京，我在電話裏聽到他的聲音，好像曾經痛哭過的聲音；我想他曾經力爭，但最後沒有辦法，限價一開放，經濟全麵崩潰，國家就這樣更加困難了。所以在上海管經濟，是在最危險、最困難的情形之下，沒人敢這樣做，他這樣做了。
當然，我們總是要回去的，我們相信，我們回去的時候，我們絕不會忘記上海老百姓的這筆錢，我們一定要雙倍、十倍還給上海的老百姓，我們一定要為上海做一番偉大的事業。
如今，蔣氏父子龍屍已爛、王升共犯牛皮已老，他們縱使“絕不會忘記上海老百姓的這筆錢”，但是，不論是魂兮歸來或人兮歸來，上海的老百姓還敢領教這些武鬆嗎？
金圓券的最後下場是貶值速度遠超過法幣，據中央信托局儲蓄處經理祝世康《孔祥熙、王雲五與通貨膨脹》的統計：“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時，金圓券的總發行數字達到八十萬億元。金圓券的貶值程度在不到十個月的期間內，竟超過法幣在十四年內貶值速度的一百倍。” 兩種劣幣大比賽之下，法幣又算老幾呢？英國16世紀即有“葛來舍定律”（Gresham's law）出現，昭告世人“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這一真理，舉世經濟學家無不奉行，但是，他們的經濟學全“錯”了，原來金圓券最後劣得驅逐了自己——當一百萬麵額最後出現的時候，蔣介石的中央印製廠終於不勝負荷了。原來印出那一張紙，成本就不止一百萬了。古往今來的經濟學家，誰也沒想到“劣幣驅逐劣幣”竟可以至於此！從這種角度看，蔣氏父子的確有他們一套“上海經濟學”，雖然金圓券上鼻青眼腫，但在“經濟學”上卻趾高氣揚，——他們推翻了四百年的“葛來舍定律”！
當然，蔣氏父子以“上海經濟學”作惡，一定有其幫凶，凶首即為財政部長王雲五。王雲五晚年在《岫廬八十自述》中坦承其事，還引傅斯年等鼓勵他的信以自炫，可謂老而無良，同時也反證了傅斯年對經濟的無知。據壽充一《王雲五與金圓券》的調查，幫凶有二人最突出，就是部長王雲五和次長徐柏園。該文初步判斷是：“關於金圓券方案的起草，王、徐是合謀的，當初發動的是徐，後來賣勁的是王。”此說應屬不實。徐柏園固非善類，但經濟學常識應優於蔣氏父子與王雲五，人又滑頭，他豈敢做這樣傷天害理之事？他一輩子給蔣介石小心翼翼做賬房，垂老被蔣彥士、李煥弄得含冤莫白。這種連金碗案都嚇破膽的膽小鬼，還敢出主意搞金圓券嗎？
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暢銷的《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第二十章中，敘述蔣介石如何於1949年2月，以下野之身，急著將國庫黃金私運到台北等。西格雷夫雖然洞徹隱微，但是畢竟因為他是洋鬼子，對中國的事情還是難免隔了一層。例如他說1949年4月，“蔣介石來上海的真正原因，是請求大耳杜和青幫協助他劫掠‘中國銀行’”。這話就不對。因為事實上，1949年時的蔣介石，已經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蔣介石了，他要“劫掠‘中國銀行’”，實在無須“大耳杜（杜月笙）和青幫”的“協助”。西格雷夫說“國民黨部隊在銀行四周好幾條街道外就設立警戒線”，試問可以這樣動員大量軍隊的人，還須靠黑社會來“協助劫掠”銀行嗎？又如西格雷夫說：“蔣介石的劫掠中國銀行的計劃，執行得非常謹慎小心。一艘髒兮兮的貨船，停泊在國泰飯店對麵的海濱路旁。船上的苦力，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其實都是第一流的海軍士兵偽裝的。”這話也不對。因為事實上，當時派出去的根本是軍艦，而非“一艘髒兮兮的貨船”。又如西格雷夫說被“劫掠”的是“中國銀行”，這話也不對。因為事實上，根本不是“中國銀行”而是“中央銀行”。……凡此種種瑕疵，都是這本《宋家王朝》美中不足的地方。不過西格雷夫所寫的這一“劫掠”事件，值得細加追究、尋其來龍去脈，頗有奇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