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這一事件，在蔣經國這年的日記——《危急存亡之秋》裏，不乏蛛絲馬跡可尋。1949年2月10日條下說：
中央銀行金銀之轉運於安全地帶，是一個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數金融財政主管當局，最初對此不甚了解，故經過種種之接洽、說明與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將大部分金銀運存台灣和廈門，上海隻留二十萬兩黃金，此種同胞血汗之結晶，如不能負責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諸無謂浪費，乃至資匪，那是一種很大的罪惡。
3月11日條下：
……運至台廈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動用。
3月22日條下：
李宗仁發動部分立法委員，要求政府將所存台廈現金運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種卑劣陰謀，不惜斷送國脈民命，且以之資匪以為快也，可痛！
5月3日條下：
當此風雨飄搖，人心浮動，而忠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時，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親談人事、軍權、財政等“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台灣的庫存黃金，並且要父親不再過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父親內心痛楚之餘，因李代總統之誤會與猜疑，如此其深，乃函複何院長，請轉達李代總統及中央諸同誌。函中首請李代總統立即蒞臨廣州，領導政府。第二說明政治改革非兩三個月短時間所能收效，必須樹德養望，開誠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恒。第三說明其本人無複職之意。第四對於李氏六項要求之前五項，做如左之答複：
“一、總統職權既由李氏行使，則關於軍政人事，代總統依據憲法有自由調整之權，任何人不能違反。二、前在職時，為使國家財富免於共黨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存金銀轉移安全地點；引退之後，未嚐再行與聞。一切出納收支皆依常規進行，財政部及中央銀行簿冊俱在，盡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無理幹涉，妄支分文。……”
蔣經國的日記中，最令我們注意的是這5月3日收錄的蔣介石對李總統“答複”的第二項。蔣介石說：“前在職時，為使國家財富免於共黨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有金銀轉移安全地點；引退之後，未嚐再行與聞。”這些“答複”，隻消對照起蔣經國2月10日的日記來，就證明與事實不符。2月10日正是“大部分金銀運存台灣和廈門”之日，但是蔣介石是1月21日不在職的，他不在職後二十一天，居然“國庫所存金銀”還能脫離李總統的控製，“轉移”而去，這不是天下怪事嗎？若說蔣介石“引退之後，未嚐再行與聞”，那麼誰又有這樣的鬥膽、這樣的權力和武裝，能夠“轉移”國庫呢？區區中央銀行總裁自己嗎？區區財政部長嗎？誰相信呢？何況，蔣經國在《我的父親》一書中，又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蛛絲馬跡：
關於李宗仁來信所提到的庫存黃金的搬運經過，我應該附帶在這裏說一說：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台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千萬要守秘密！”因為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作為“和談”的條件之一。後來這一批黃金是很順利地運到台灣了。政府在播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
蔣經國又說：
庫存黃金到達台灣之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國家的珠寶，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托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