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規模空前的淮海或徐蚌大戰前後打了六十六天，國民黨幾乎全軍覆滅（唯李彌率部分隊伍得脫），蔣介石賠上他的老本。追究真正責任，該負責的是蔣介石自己。他完全不懂作戰原理，自毀長城。杜聿明後來寫了一篇《淮海戰役始末》，指出在戰役開始時候，蔣介石的軍隊處於相當優勢，“解放軍數量上在徐州方麵少於蔣軍，裝備也劣於蔣軍，特別是炮火少，飛機、坦克沒有”。按說，蔣軍處於如此優勢，當然大可一戰，可是蔣介石的軍事判斷與指揮能力太差了，他的手下也都是庸才，竟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針下，冒出了“一個出奇的方案”：“自徐州到蚌埠間二百多公裏的鐵路兩側，擺了數十萬大軍，既棄置徐州既設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樣龐大縱深的據點工事，隻留一兩個軍，幾等於不守），又將各兵團擺於鐵路兩側毫無既設陣地的一條長形地帶，形成鼠頭蛇尾，到處挨打的態勢。據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戰史中還找不到這樣一種集中會戰的戰略先例。”（杜聿明《淮海戰役始末》）
打仗如競技，技不如人，敗下陣來，根本沒有話說。但是蔣介石總是認為他的失敗是由於部下沒有盡忠、沒有為他死節。杜聿明是“天子門生”，未能達到亡國天子的臨難死節標準，為天子所不諒，不僅對被俘坐牢之人毫無感念，而且惡待其家屬以為懲罰。這種不近人情的心態，其實是一種病。為什麼是病呢？因為照現代標準，一個將軍，隻要盡過全力作戰，在盡過全力仍不免於戰敗的時候，他可以為有所保全而投降。這種將軍回國後，仍舊是英雄，仍舊被當做英雄般歡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無謂的犧牲。孟子說：“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就是這一道理。當然，這並不是說，當事人死是錯的，而是說，死不死是他個人的選擇問題，是他個人的自由意誌問題，而不是別人或統治者代為選擇的、代為強製的。硬定一個取舍標準，去叫人肝腦塗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但是，自己戰敗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蔣介石，他落伍的大腦卻不這樣想。他總想別人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別人臨難死節。
他在1933年5月8日講“統軍作戰製勝之道”，曾有對付不自殺的“恬不知恥，欣然偷生跑回來”者的徹底辦法。他說：“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視同敵探立即槍決，如有放縱隱瞞或收容掩護者，同罪。”然而講這話後三年，蔣介石自己正好變成了他的理論的考驗者，他在西安事變中自稱被俘，若謂“爾等以餘為俘虜”、“餘既為汝叛逆所俘”，但他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樣“剿匪作戰”不絕，而不怕“軍隊風氣破壞”。1947年4月15日，蔣介石感於“剿匪”戰事的不利，集合前方高級將領，到南京來受兩個星期的訓練，在開學典禮上他說得很露骨，他要被俘的軍人“隻有自殺”來解決這“人生最可恥的事情”。這次演講後三年，1950年4月16日，他集合逃亡在台灣的手下敗兵殘將，在陽明山莊講“軍人魂——一名革命軍人成功成仁之要義”，分出兩個大類：一類是“臨陣逃亡”，一類是“被俘或投降”。他對這種“寡廉鮮恥”的痛恨，情見乎辭。顯然的，在蔣介石的大腦裏，一、革命軍人不應被俘；二、縱使被俘，也“隻有自殺”才可以自贖，除此而外，全屬無可原諒。
我們必須指出，蔣介石的基本意識形態是很複雜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國上層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國下層愚民思想，還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這些思想的大拚盤，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舊。以這種“不幸做了俘虜”就“隻有自殺”的思想為例，從屈突通的故事看來，並非純是中國傳統思想。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高祖起兵的時候，屈突通正為隋朝守山西永濟。他率部隊去救京師長安，被唐高祖部隊困住。唐軍派他的家童勸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殺了；又派他的兒子勸他投降，他也不肯，陣前罵他兒子說：“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兒子。後來京師陷落，唐高祖部隊派人去心戰，屈突通的部隊嘩變，他下馬向東南磕頭大哭，說：“我已經盡了全力，還是打敗了，我對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麵前。唐高祖說：“何相見晚耶？”勸他投降，屈突通說：“我不能做到人臣該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實在丟臉。”唐高祖說：“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參謀總長。天下大定後，唐太宗在淩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內。屈突通被解釋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唯其一心，雖跟兩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後，魏徵提出屈突通是“今號清白死不變者”，他的忠心可靠，為唐朝上下所欽服。屈突通投降後，跑去招降他的部下堯君素，大家見了，兩人都為之淚下。屈突通說：“我的部隊（被）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義師，義師所至，天下莫不響應，事勢已如此，你還是投降吧！”堯君素不肯，還怪屈突通不該投降。屈突通辯白說：“咳，君素，我已經盡過全力了！”堯君素說：“我還未盡過啊！我還有力量可盡啊！”於是堯君素死守不降。最後城中兵少食盡，被部下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