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上，堯君素入了《隋書》，屈突通卻進了《唐書》，同時代的人，分別編進了不同時代的曆史，為什麼呢？為的是堯君素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盡過全力的記錄，卻又無礙其為忠臣，這又怎麼說得通呢？合理的解釋是：屈突通在盡過全力以後，他所效忠的對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興的統治力量，是天意與民意所歸的。他所效忠的對象，也並不比新興的統治力量進步。他再掙紮，也“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所以，他就做了兩朝忠臣了。屈突通和堯君素的比較，主要在說明對“忠”的觀念，在中國思想中並不是隻有一種的，蔣介石隻接受了臨難死節的一種，卻不知道，臨難不死節的，有許多時候，也可以成立。再以文天祥、史可法為例。史可法死於亂軍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卻是一個“被俘不屈”的顯例。文天祥並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正因為個人定有這種下限，我們才可以了解：為什麼王莽篡漢後十四年，龔勝才一死；為什麼宋亡元興後十四年，謝枋得才一死。這些誌士仁人，他們都是“無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們也都去求。蔣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懸格不可謂不對，但他忘了：宋朝養士三百多年，隻出了一個文天祥；明朝敦勵近三百年，隻出來一個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難臨頭、望風跪倒的投降漢！何況，蔣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別人為他死節？他自己若適用同一標準，在西安事變被俘時，為何不“隻有自殺”？他為何對在衡陽抗敵被俘歸來的將軍們，大頒青天白日勳章？他在兵敗山倒時，為什麼不“國君死社稷”式地死在南京？
蔣介石所謂的軍人要被俘不屈、“隻有自殺”，連自己都做不到，卻以最高標準要求杜聿明。杜為他賣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為已甚，不準別人親人團圓！杜太太曹秀清由蔣介石手諭送往台灣，當做人質，過著慘淡的歲月。長子杜致仁在氣憤之下，就吃安眠藥死了。直到大女兒杜致禮的丈夫楊振寧得了諾貝爾物理獎，蔣介石和宋美齡才另眼看待，大獻殷勤，希望杜夫人影響楊振寧回台灣，“幫助蔣校長反攻大陸！”
杜聿明戎馬半生，又坐牢半生，還不夠！手下被敵人懲罰後，還要被自己人懲罰，這就是蔣介石的新三綱五常標準——強製別人做烈士。
最具諷刺性的是，他雖強製別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將仍然是一大堆（詳閱李敖《蔣介石與自己降將——為活先烈開清單》，《蔣介石研究五集》，第257—276頁），也許烈士太少了，蔣介石有意無意製造“活先烈”過幹癮，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