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儒家的仁愛觀轉化為現代社會的以人為本
早期儒家的仁愛觀與現代和諧社會的以人為本其實是完全不同的。儒家的仁愛觀本身就有一種不平等性和虛幻性，而現代以人為本的思想則具有牢固的現實基礎，可實踐性很強。
早期儒家提倡以“仁愛”為原則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為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我們今天所倡導的“以人為本”思想中包含著愛的理念，但是它和儒家仁愛觀還是有著本質的區別。儒家仁愛觀作為封建等級製度下一種特有的社會意識，必然就會產生曆史的局限性。如果我們能夠清楚地認識這一點，我們就能夠在批判中繼承其合理的一麵，從而更好地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
一、早期儒家仁愛觀的虛幻和現代以人為本思想的現實
（一）從孔子的“仁者愛人”到孟子的“仁民愛物”、荀子的“行禮為仁”，這些都反映了早期儒家仁愛學說從春秋到戰國一步步的豐富與發展。孔子“仁愛”思想的核心就是“愛人”,也就是“仁”，這是一種隻有人類才具有的感情。孟子繼承了孔子“仁者愛人”的思想，並進而提出了“仁民愛物”的命題，闡述了“仁愛”觀念的層次性。他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對於“親”、“民”、“物”三種不同層次的對象，應該采取不同的態度。
（二）早期儒家仁愛觀還存在一定的等級性。早期儒家仁愛觀是建立在封建等級社會製度基礎之上的，作為當時社會存在的客觀反映而存在，這必然會受到等級製度的約束。孔子雖然主張要“泛愛”，但在講到政治社會的和諧時還是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來概括，這也就是告訴我們在等級秩序中，人們要各安其位、彼此仁愛，以實現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和諧。孟子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還特別強調了“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他認為這是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中的五個標準。在這五個標準中，前四個標準都體現了一種不平等的關係。“五倫”思想到了漢代，又變成了我們現在熟知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更加明顯地說明了人與人之間存在的一種不平等關係。
（三）現代社會以人為本的思想是在總結我國長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其最基本的內涵就是以胡錦濤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明確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麵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這既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新理念，也是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它的實質就是以人民群眾為本。
曆史的經驗表明，我們黨隻有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才能永遠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和領導全國人民的核心力量，這是我們黨生命所係的最根本問題。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黨隻有高度自覺地繼續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執政的出發點和歸宿點，解決一切有關發展的具體問題，才會有明確的方向。
可見，以人為本無論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還是作為在實際工作中始終貫徹的重要原則，其中都體現著人們的仁愛之心，我們黨提倡的愛祖國、愛人民、愛社會主義和為人民服務，正是這種仁愛之心的具體體現。
二、早期儒家以仁愛觀為基礎的民本主義和現代以人為本思想之間的區別
孔子要求統治者以仁愛的道德來治理天下，實行仁政德治。《論語為政》上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孟子讓“仁政”思想變得更加係統化。在孟子看來，人民是國家興衰存亡的根本因素，人民的作用和地位比君主更為重要。他說：“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王如施仁政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還提出：“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而在組成國家的這三個要素中，人民這個要素可以說是最為重要的。因此，“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荀子提出了重視人民作用的“民水君舟”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這句話形象地描繪了民與君之間的利害關係。荀子的“民水君舟”說和孟子的“民貴君輕”說，被後人稱為中國民本主義的典型代表。
其實，民本主義從它的思想內涵和實質上看，無非是中國曆史上的一種政治統治方法，是統治者為攫取財富而不得不實施的一種“懷柔手段”。以人為本重點是要突出人是社會的核心和主體，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根本上講就是要圍繞人這一核心和主體處理好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麵的關係，保證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自然環境等各個層次結構中的各個要素之間能夠協調和發展。而要做到這一點，這就要求必須充分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權利，尊重和保障人權，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障人民在教育、就業、收入、財產和發明創造等方麵的合法權益；這就要尊重知識、尊重勞動、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充分發揮人的聰明才智，創造有利於人們平等競爭、全麵發展的環境和條件。
因此以人為本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題內容，甚至我們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以人為本這一理念，就無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三、早期儒家仁愛觀的“德治”和現代社會以人為本的“德法兼治”
儒家仁愛觀一個更為重要的內容就是要實現天下歸仁的大同社會。《禮記禮運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在這裏，人們把其他人當作自己的親人，不管什麼樣的人在社會上都會有用武之地；在政治方麵，實行的是賢能君子治國，講究信用，促進社會和睦。這些大同社會理想的根本都是為了實現社會的和諧。儒家認為，實現這種理想的和諧社會的根本途徑就是修身，既孔子所說的“修文德”。儒家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個過程中，最基礎的是修身，個人的道德修養是全社會推行“仁義”的出發點。
然而，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曆史也反複證明了這一點，單純的“修身”並不能實現仁愛和社會的和諧。華裔學者黃仁宇在分析明王朝衰落的原因時說：“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製，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症結”。可見，反思儒家理論和實踐的教訓，促使人們必須重視民主法製的積極作用，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是多麼的重要。
江澤民同誌在2001年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的加強社會主義法製建設，依法治國，同時要堅持不懈的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不可偏廢。”
我們都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和諧社會是建立在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的理想社會製度，而市場經濟既是道德經濟，也是法製經濟，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以法為本，以德為先；法製健全，道德完善是現代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不可缺少的兩大根本條件。
道德是法律所要追求的目標，而法律又是道德實現的手段，道德和法律從來都不是萬能的，如果兩者偏廢其一，社會是不可能和諧的。所以，在現階段，必須健全法製化的懲戒機製，使道德建設和法製建設同步進行。隻有讓二者恰當的結合起來，才能有效地預防和懲治犯罪，維護社會治安，提高公民的道德修養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國學小講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孔子說：“即使有周公那樣的能力，如果他既驕傲自大，又吝嗇小氣，那麼他其他方麵的價值也就沒有了。”
周公可是孔子心目中的聖人，孔子說出這樣的話就是告訴我們恃才傲物，以為有了才能就能胡作非為，就可以行為不端，就敢於挑戰正常的社會道德價值觀念，這些想法都是錯誤的。
【品故事，明心誌】
小不忍則亂大謀
趙國有個人家中老鼠成患，於是就到中山國去討了一隻貓回來。中山國的人給他的這隻貓很會捕老鼠，但也喜歡吃雞。
過了一段時間，趙國人家中的老鼠被捕盡了，但他家的小雞也被那隻貓全吃了。趙國人的兒子於是問他的父親：“為什麼不把這隻貓趕走呢？”言外之意是說他有功但也有過。趙國人回答說：“這你就不懂了，我們家最大的禍害在於有老鼠，不在於沒有雞。有了老鼠，它們偷吃咱家的糧食，咬壞了我們的衣服，破壞了我們房子的牆壁，毀壞了我們的家具器皿，我們就得挨餓受凍，不除老鼠怎麼行呢？沒有雞最多就是不吃雞肉，沒有貓，老鼠又會為患，怎麼能趕貓走呢？”
二、國學中所蘊涵的人文精神
什麼是“國學”？“國學”就是中國固有的文化學術。什麼是“人文”？“人文”就是人類的文飾，主要指人類的精神文明。國學中的人文精神在今天任何地方都能夠發揮出它的巨大價值。
第一，國學中的“仁政”觀
“仁政”和“德治”是很多國學典籍裏所反複強調的一個主題。“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新五代史·馮道傳》）“德，國家之基也。”（《左傳·襄公二四年》）“仁政”、“德治”的根本在“愛民”、“利民”。“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愛民。”（《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等等，很多國學典籍一再強調“仁政”，並不是出於政治權術，而是緣於對曆史教訓和經驗的深刻認識。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可見在諸侯爭霸的先秦時期，“仁政”隻是各種政治主張中的一種。經過強大的秦王暴政之後，漢代統治者將愛民、利民的儒家“仁政”定於一尊，再經過隋煬帝的破壞與唐太宗的進一步鞏固，“仁政”成為曆代統治者自覺踐行的政治理想。北魏道武帝曾經說過一句至理名言：“天下可馬上取之，不馬上臨之。”（《北史》）這句話就是告訴統治者，如果說打天下必須用霸力，那麼治天下則必須用“仁德”，所以在和平的年代，“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新語·至德》）。今天我們以“和諧”的政治理論取代建國以後的“鬥爭”理論、“革命”學說，其實就深刻的體現出對國學的秉承。
第二，國學中的“法治”觀
治理天下雖然要以“仁政”為主，但在必要的時候還是要進行“法治”的。中國古代雖然是君主專製社會，往往是人治大於法治，但是其中也存在法治。恰恰相反，統治者為了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地位，古代思想家就以法治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
“凡民莫不惡罰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管子·版法解》）“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韓非子·有度》）因此，“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說苑·政理》）等等。
第三，國學中的“人性”觀
我們大家都知道西方文藝複興的偉大功績就是把“人”從中世紀對“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呼喚“人”，讚美“人”，尊重“人”。哈姆萊特對“人”的深情禮讚是文藝複興時期“人”發現的著名宣言：“人啊，你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傑作！你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
其實早在中國的周代就已經把“人”從夏商的天神崇拜中解放出來。《尚書·周書》提出：“惟人萬物之靈。”認為“人”才是宇宙萬物中的神靈。《老子》說：“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是天地萬物中最高貴的生物。所以戰國時期的《孝經》說：“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是萬物中有智慧的生物，有靈性的生物。人的這種智慧和靈性，使人完全與禽獸區分開來，並能夠宰製萬物而為我所用，從而淩駕於萬物之上，所以比其他生物更加高貴。“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論衡·別通》）“人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列子·楊朱》）“人……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從利逃害，無羽毛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列子·楊朱》）
然而，“人”無論多麼“高貴”，我們仍然是一種生物，仍然擺脫不了生物的屬性。按照荀子、管子、韓非子等人的說法，這些生物屬性裏麵就包括自私自利、好利惡害、趨樂避苦等天性。正是由於這些天性才帶來了社會紛亂，所以人必須加以克製，但完全去除它也會帶來另一種社會動亂，因而“欲不可去”。
正確對待人的生物欲望的辯證態度應該是：“欲不可盡，可以近盡；欲不可去，求可節也。”（《荀子·正名》）由於人的生物本性是局限的，所以曆代很多政治家都曾經做過禁欲、滅欲的蠢事，他們不知道“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可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呂氏春秋·為欲》）那些英明的人，則是因勢利導：“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呂氏春秋·為欲》）
第四，國學中的“和諧”觀
《論語·子路》中寫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可見，和諧安定是古代禮治追求的最高理想。“和諧”不是思想定於一尊，用同一個聲音說話，而是不同思想、各種意見的組合，孔子把它界定為“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