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我又給萊塔茨注射了一支舒泰。最後我們把皮卡停在它旁邊。我們5個人，使盡全身力氣，才把600多磅重的萊塔茨抬著，推進貨車廂。
“我們太自命不凡。” 我對羅德尼·朗貝卡那說，他點點頭。我們還有很多拍攝工作要做，但我們的明星已經把我們踢出了局，盡管後來我們又試過，但隻是徒勞，它再也沒上過鏡頭。
我與萊塔茨的關係最後會破裂，不僅是因為同事給我的壓力，還有金錢給我的壓力。這幾周來，是我給它的壓力太大，才讓它決定罷工。我給它施加這麼大的壓力，不是因為我想向製片組和在場的其他人證明，不管多累，萊塔茨都會聽我的指揮，而是因為我在考慮預算。
“事情發展成這樣，並不是你的責任。這不是你的錯。” 羅德尼·富爾對我說。
但我覺得我應該負責任。我參與了這部電影製作的每一個環節，從動物的培養到劇本寫作，從夥食到藝術方針，我參與了每一個環節。項目沒有照常進行，必須有人負責，那個人就是我。
如果我在拍攝中隻承擔一個角色，結果就不會弄成這樣。過去，我隻是以一個馴獅師的身份帶動物拍片時，我能意識到獅子累了，我會讓獅子休息。“夥計們，瞧，再來一個，獅子就要回去休息了。”通常他們都會聽從我的建議。我的工作不僅是確保獅子被運到目的地，還要保證它們的福利。如果在《白獅》裏我僅是做一個馴獅師，我做的第一件事，可能不會是讓萊塔茨下車，我可能會感覺到它身上哪裏不對勁，我會聽從它的想法。實際上，我很快就覺察到了萊塔茨的不對勁，萊塔茨不想工作，所有人都看得出來，但我還想讓它再多拍一個月。
既是馴獅師，又是製片人，我身兼兩職。如果一頭獅子一個動作做了五次，我可能會想讓它做第六次，以保證我們能拍到最好的鏡頭。作為一名馴獅師，我會在四五次之後就喊停，以前拍電影的時候大多都是這樣的，但作為一名製片人，我睡覺時都在擔心拍到的鏡頭是不是不夠好。
我逼緊所有獅子——所有飾演不同年齡萊塔茨的獅子以及飾演它同伴的棕色獅子。在電影開拍的最初兩個拍攝季，即從2005年到2006年的夏天，還有從2006年到2007年的夏季，我對獅子的了解和對它們極限的了解，超過以往所有時候。可憐的萊塔茨甚至在《白獅》開拍之前就崩潰了。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白獅》拍攝期間，我對動物有多殘忍，這點相當重要。在南非，動物福利專家常常會到片場，確保雇用的動物沒有遭到虐待，沒有因拍攝受傷。他們經常到世界各地的片場考察。我與南非反虐待動物聯盟（AACL）認識多年，關係非常好。我是真的一直都很敬重他們的福利員。他們的這個工作難度很大，需要很多技巧，才能在片場的高壓環境下保證動物的權利。電影人經常想在最短的時間裏拍到最好的鏡頭，為此他們寧願多付點錢。
南非反虐待動物聯盟有一位非常有經驗的工作人員魯洛夫·傑克遜，他在這次合作中的工作方式，讓我很是敬佩。一直以來，我把反虐動物的工作人員當做朋友和同盟，而非敵人。在動物開始不合作後，跟不上原定計劃的壓力越來越大，這位南非反虐動物聯盟的工作人員前來幹涉，說事情正朝危險的方向演變。作為《白獅》的製片人，既要做好工作，又要照顧到動物的福利，中間的平衡很難把握。好多次，我真是感激有傑克遜在，他做得很出色。坦白地說，這次合作，讓我們得到了彼此的尊重。
我們從來不犯規，但我認為在拍攝時給動物施一點壓是有必要的。動物需要挑戰，保持活力，對周圍的一切感興趣，打破圍欄裏的無趣。但在我心裏，我知道有時施加的壓力大了一點。當萊塔茨在納什農場丟下我時，並不是因為我傷害了它，而是因為它對我感到厭煩，對我們一起工作感到厭煩。
想製作出一部與眾不同的電影，壓力並沒有減少，實際上，接下來的兩年，這壓力一直牢牢地壓在我的肩頭。總之，我們花了三年才拍攝完，從2005年一直到2008年。不過，我知道，從那一刻起，對於獅子的拍攝，我隻是要求“足夠好”就行。
事實證明，看過電影的人都對我們拍到的鏡頭感到驚喜。我們的拍攝技術先進，場麵恢弘。一些製片人可能會用幾台攝像機拍一頭獅子往前走的畫麵，最後再將幾個攝像機拍到的畫麵剪輯一下就成。我們是用一台攝像機連續拍的，所以裏麵的一些鏡頭會讓觀眾大為讚賞。我們的理念是，為了讓後期製作更省時省錢，要盡可能拍“真實”的動作。當然，在一些場景裏，尤其會造成人員傷亡的情況下，我們也采用藍輝熒幕和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