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一直到月底才閉幕，中共在民主黨派與自由分子的支持和合作下，頗占上風，誠如唐縱所說：“在政治協商會，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難堪，令人難受已極，但又無可如何。”（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580頁）最後通過五項決議，雖於國府委員名額有所爭執，但重要的是確定政府改組，結束一黨專政。蔣介石在開幕式上宣稱他將接受政協的決定，他在閉幕式上更講得甚是冠冕堂皇，聲明擁護政協訂定的《和平建國綱領》，願以“保障民主自由為職誌”，以“建立法治國家為目的”，甚至說今後的政府要由各黨派的中堅分子以及社會賢達共同來負責，說是“建國的重擔，既不是國民黨一黨的責任，更不是中正個人的責任”，最後還說，“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著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地堅決地遵守本會議一切的決議。”（蔣介石致辭全文見重慶《中央日報》1946年2月1日）話說到這裏，毫無疑問，蔣介石已遵從政協的民主自由決議，願意結束一黨專政，改組聯合政府。（參閱Van Slyke，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24）當時在場聽蔣致辭的人，很難懷疑他的真誠，以為內戰可免、民主在望。但事後看來，講詞中所謂“中正個人從幼年起，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平生的抱負和事業是隻知獻身於國民革命，以期救國救民”，語氣已見矯情，而言外更有一段別含深意的話：
我相信，我們國內此後不會再有私有的武裝軍隊、分立的地方政權，來妨礙政令與軍令的統一。否則無論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實上所表現出來的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動。
在此他暗指中共黨軍（私有武裝）與解放區（地方政權），妨礙了政令與軍令的統一。換言之，中共如不交出軍權與政權，則政協所標舉的民主是假民主或反民主。他擁護他認為的真民主，自無義務順從“假民主”。就此而言，他要中共投降的基本立場，並未改變。問題在於他把中共的武力定位為黨軍，是私有的，而把他自己的嫡係軍隊以及國民黨黨軍視為整個國家的軍隊。事實上呢，國共兩黨是各擁有“武裝軍隊”的政黨。葉公超曾向蔣介石提及，英國人問起國民黨政權既從武力取得，何以中共武力即為罪惡蔣介石的答複是：“吾人推翻滿清帝製與軍閥割據，不得不有武力，今無此目標，自應不能私有武力。”（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568頁）他應想一想，滿清帝製與軍閥割據之所以被“推翻”，由於封建腐敗不得人心，而此正是當時國民黨一黨專政重蹈覆轍的弊病，共產黨正可以此理由，擁有“私有武力”來推翻國民黨專政與蔣介石的獨裁！
若知蔣氏真正的意圖之後，始能理解為何他於公開尊重政協決議之餘，不僅不付諸實施，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了。唐縱的日記已經承認，蔣介石係在“國際要求”下，不得不召開政協的，並非心甘情願，認為“此次政治協商會議是失敗的”，是一種“屈辱”（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578、580、591頁），美國人也早就清楚明白，蔣介石一心一意要以武力使中共屈服。他們說蔣挾持了中國成為一個民主而富裕國家的一線希望。（參閱U.S.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p.90； Hayford，To the People，p.205）
更不幸的是，政協開會期間，大批特務多次前往搗亂，侮辱出席代表。政協的民主同盟代表黃炎培與張申府的居處，被便衣人員侵入騷擾，民盟提出嚴重交涉，請求查究，國民黨代表孫科以政協主席資格，表示道歉，但特務仍未收斂。1946年2月10日上午九時，近萬群眾在重慶較場口慶祝政協會議成功時，特務又來鬧場，高聲喊打，大會總指揮李公樸，政協代表郭沫若、馬寅初、施複亮等被毆傷，造成流血的暴力事件。過了不久，重慶的中共《新華日報》社與民盟的《民主報》社也被暴徒搗毀，報社人員多被毆傷。民盟主席張瀾特於2月23日致函蔣介石，指出特務一再鬧事，雖一再“請求政府懲辦禍首”，沒有結果，而又發生搗毀報社事件，責問蔣介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