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利的扶蔣、擁蔣立場也引發重慶美國使館內部的劇烈爭辯，使館人員如謝偉思等認為赫爾利的做法，將使國共內戰不可避免，有違美國政策。他們甚至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而非重慶。要軍援延安，告知蔣即可，無須與他協商。把一切的賭注都放在蔣之一邊，何異與僵屍共舞。赫爾利則怒斥這些人“親共反蔣”，甚至送上紅帽子。（參閱Esherick ed.，Lost Chancein China，p. 333-363）大使與使館職員的辯論，取決於政治多於雄辯，而羅斯福正風燭殘年、奄奄一息，自然站到大使的一邊，不久於4月中旬病逝，美國的政策遂定位於“扶蔣”之上，軍援中共之意亦完全打消。（參閱Buhite，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193-194）
赫爾利自斯大林獲得更明確不支持中共的保證，這位國際共產首領甚至向美國人說，延安中共並非真正的共產黨（此點很可能受到王明的影響），也不認為毛澤東可能奪取政權。即使蔣要吃掉延安，他也不在乎，更讚賞蔣是一“大公無私的愛國者”。此顯然完全讚同美方的扶蔣政策，故赫爾利向剛上任的杜魯門總統說：“斯大林無條件地同意美國對華政策。”（見《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集》第七卷，第340頁）赫於4月24日返回重慶後，深信由於蘇聯的合作，可以逼中共就範，統一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之下。但是毛澤東於6月11日中共七大會議上，發表談話，題目是《愚公移山》，公開反對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全文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冊，第1001—1004頁），並不就範。蔣介石老實不客氣，於7月21日，指示胡宗南向陝、甘、寧邊區的淳化縣發起攻擊，進駐爺台山、威脅延安。中共《新華日報》大舉揭露此事，攻擊重慶發動內戰。美國畢竟不願見內戰發生，更不願在日本投降之前，國共繼續發生嚴重軍事衝突，魏德邁將軍乃命美軍人員分駐國共接壤之處，以製止之。（參閱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527、528頁）
8月7日已有日本即將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然此時日軍仍然占領自東北至廣東的大量中國國土，立即發生接收與繳械的問題。蔣介石的嫡係主力偏處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共軍顯具接收失土的優勢。蔣即以統帥名義，命令共軍“駐防待命”，不準“擅自行動”。蔣之用心，當然可以理解，但命令一支抗日的軍隊於敵人將要投降之際不準進攻、不準繳敵人的械、不準受敵人的降，必然說不過去，於理有虧。毛澤東針鋒相對，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向蔣介石發了兩通電報，指出“駐防待命”的命令，有違國家民族利益，有利於敵人，礙難遵行。（詳閱《毛澤東選集》第四冊，第1087頁）不過，在接收問題上，由於漢奸周佛海出任蔣之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531頁），以收編三十餘萬偽軍（參閱王俯民《蔣介石詳傳》，第230—232頁），岡村寧次的通力合作，以及美軍協助並提供海空運輸服務，蔣之劣勢一變而為優勢。毛澤東洞悉此情，早於8月13日以新華社評論員名義，發表《蔣介石在挑動內戰》一文，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要求解放區抗日軍隊直接派遣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冊，第1037頁）當蔣介石的發言人稱朱德及共軍為“人民公敵”，毛即反唇相譏說“提起人民公敵，誰都知道這是指著誰”，“他叛變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1927年的大革命。他將中國人民推入了十年內戰的血海，因而引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勝利到來了，他叫人民軍隊駐防待命，他叫漢奸維持治安，以便他搖搖擺擺地回南京”。（見同書，第1047頁）毛將“人民公敵”這頂帽子奉還，套在蔣介石的頭上，國共長期“摩擦”之餘，大有於日本宣布投降前後，爆發全麵內戰的危機。
日本昭和天皇於1945年8月15日向世界廣播，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全國慶祝抗戰勝利，但蔣介石的心情十分複雜，憂喜參半，甚至憂多於喜。當日向全國及世界廣播，即以“要愛敵人”為說，竟將日寇加諸中國軍民的苦難與殘暴一筆勾銷，因其心目中別有牽掛，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反共”一直重於抗日。他在同年9月9日的日記中感歎道：
嗚呼！抗戰雖勝，而革命並未成功；第三國際政策未敗、共匪未清，則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下），第2671頁）
他若能為所欲為，必以朱德不奉“駐防待命”之令，向已被包圍的解放區展開全麵進攻，一舉蕩滅他恨之入骨的“共匪”，完成他的“革命”，抗戰尚未勝利時，他就親口告訴他的學者顧問拉鐵摩爾，“戰後中共問題必須要用武力解決”（Lattimore，China Hemoirs，p.139），自然無意組織什麼聯合政府，但當時國內外情勢絕不允許他明目張膽地立即發動內戰，不過，他已掌握和平攻勢的有利條件。美國扶蔣態度已十分明朗，中蘇友好條約已經談妥，斯大林已公開揄蔣抑毛。延安在國內遭到圍困，在國際上更形孤立。既然大家要和，何莫展開和平攻勢，在有利的情況下，逼對方就我之條件而和。日皇宣布投降之前一天，在赫爾利的敦促下，認為重慶與莫斯科間的聯盟，必能迫使毛澤東前來請和（Lohbeck，Patrick J.Hurley，p.404），蔣乃親自急電延安，請毛澤東“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當時國共間因“駐防待命”問題有糾紛，故毛複電稱俟蔣對此事表示意見後，再考慮會見。於是蔣於20日再度電毛，把“駐防待命”推說是盟軍總部的規定，說是“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雲雲。然後再亟力促駕，說是“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又說，“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言下之意，若不來，豈不是不體念國家艱危、憫懷人民疾苦矣。這是何等壓力！毛遂於22日複電，謂先派周恩來前來接洽。蔣怕毛推托，於接此電報後翌日，三度電毛，謂周氏來渝固欣慰，“唯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麵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並“已準備飛機迎迓”，做進一步之敦請，而電文均公諸報端，眾目睽睽，促駕來勢之洶，猶如錢塘之潮，一波高過一波，難以抵禦。毛隻能於24日急電重慶，表示“極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來往電文見《重慶談判資料》，第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