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哪個學生問一問這支筆之所以神奇的原因，好像向了就是對李老師的大不敬。沒誰問過，包括我在內，始終沒有提出這樣的問題。目睹了這支筆的神奇後，大多數學生陸續離去，李老師也不說什麼，頭都不抬地在紙上進行著一番勾勒，時而快時而慢，起初看不出是什麼，紙上是一些簡單的線條，一律的黑色，因為那支筆沒有再蘸水。漸漸地，輪廓清晰了起來，顯現出完整的圖形，明暗的對比強烈了，也立體了。說到這裏，我很想替李老師賣個關子：請你們猜一猜李老師畫的是什麼？不是人，不是動物，也不是花草樹木。
那麼，就是山了，或者是一望無際的沙漠？
都不是。
猜不出來了吧？還是讓我來告訴你吧。
塔。
塔？
對，就是塔。
那塔平地而起，一層比一層高，漸次地收縮上升，直到出現一個尖細的塔頂。如果不是紙的限製，這塔恐怕還要一直升上去，升進雲端裏，擔心塔尖要戮破了天的。我們生活的那個地方從來就沒有什麼塔，隻有海海漫漫的沙漠和大片的草灘，以及長著蘆葦的湖道，塔是沒有的。山卻在很遠的地方，其中的一座山就是嶽飛《滿江紅》裏的那個賀蘭山，山裏也曾經有寺廟和塔的，破“四舊”時被所謂的紅衛兵給拆了去，連根木頭都沒剩下，這都是我後來才知道的。在我當時的記憶裏，毫無塔的印象，李老師告訴我說，他畫的是塔。至於是什麼塔，塔的意義何在？李老師沒說，我也沒敢多問。一張紙上，就隻有一座塔，再沒有別的什麼，確實顯得突兀了些，給人以懸浮的感覺。可在當時，我同樣不可能提出這樣的疑問，心裏隻有敬畏，包括對李老師畫的塔。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師別的不怎麼畫，就畫塔，大概有幾十座之多，簡直就像是一名塔的建築師了。
後來，我對美術也是產生了濃厚興趣的，而且最早的理想就是將來當一個畫家。究其緣由，也許與李發俊老師的啟發不無關係，直到我去小城學校讀書時，接受了一點較為正規的美術教育，懂得素描和臨幕的基本常識，以及人體比例“站七坐五盤三半”什麼的，尤其是看到那隨處可見的延安寶塔山的照片和宜傳畫後，才開始對李發俊老師畫的塔產生了最初的質疑：李老師畫的是什麼塔？既不是素描也不是臨摹，想來想去，都無法作出讓自己滿意的判斷。憑李老師當時的年齡和經曆，他不可能沒有看見過延安寶塔山的照片和宣傳畫，他為什麼就不”照貓畫虎”呢？為什麼在似與不似之間隨心所欲？一如他的吹笛子。那麼，李老師畫的塔就隻能是憑借他自己的想象，那塔隻在他心裏，現實當中是不存在的。
我們這些牧民的孩子，沒有什麼明確的時間概念，星期日也沒有特殊的意義。周末回不了家，出於節約糧食的考慮，三頓飯改成兩頓，時間因此被格外地延長了。但可以走得遠一點，主要是到距離學校兩裏地的大隊部去。平時不行，李老師會嚴加限製，仿佛大隊部是一個軍事禁區，去了會招致很大的麻煩。從遠處的某一個角度去看，大隊部的確有如一座古舊的碉堡，那原本就不大的窗口就是暸望孔。大隊部其實是個土屋和土牆圍起來的院落，南北各留一處豁口，權且當做敞開的大門，甚至永遠不會關閉，供牧民騎乘的牲畜或者其他車輛長驅直入，那樣子反而像是有著很強烈的開放意識。就是這樣的一處地方，我們卻隨意去不得，隻有等到星期天，還要事先向李老師請假，一次最多不能超過五個人。
大隊部的院落裏有會議室有辦公室有庫房有灶房有代銷店，令人聯想到“麻雀雖小五髒俱全“這句成語。我們其實就是衝著代銷店去的，我們對別的事務不感興趣。代銷店不大，隻占其中的一間土屋，屋裏靠牆的一麵是用木板和土坯搭起來的幾排貨架，上麵擺的是針頭線腦之類的日用品，雖然和城裏的商店沒法比，但足以讓我們這些牧民的孩子們眼花繚亂了。當然還有燒酒有香煙有肥皂有女人們擦臉用的雪花膏，所有的東西平靜而有序地集中在一起，共同發出那樣一股混合著的特殊的氣味，從我們的眼睛和真孔進入，一直抵達肺腑，心身頓時無比暢快和愉悅。我們是孩子，身上難得地有幾張可憐巴巴的毛票子，隻能買幾個作業本和幾支鉛筆。如果買鉛筆，最好是帶橡皮頭的那種，湊到鼻子底下聞一聞，既有木頭的味道，又有橡膠的味道，如果我們的想象力還夠得上豐富，就能夠聯想到遙遠的南國有一片茂密的橡膠林，盡管它們呈現在我們麵前時已經是那樣的細小與輕徽。有可能的話，就再買上一塊糖，糖是很甜的。我這樣說的意思是再買上一塊奶糖，糖和糖不一樣，奶糖和水果糖就有很大的區別。那時候的奶糖隻在外麵裹一層粗糙的蠟紙，上麵的圖案非常簡單，粗糙和簡單到了讓我們覺得對不起奶糖的地步，蠟紙往往凝在了奶糖上，很不好剝離。我們不叫奶糖，而是叫粘牙糖，嚼進嘴裏膠似的，上下牙合住再分開，叭的一聲，要費很大的勁，牙根都能覺出疼痛來。可惜這粘牙糖還是化得太快了，來不及回味，就已經沒了，就嘬著舌尖在牙床和腮幫上仔細尋找粘牙糖的殘餘，直到寡淡得僅剩下自己的一口唾沫。又想，為什麼不把粘牙糖做得大一些呢？有半塊肥皂那麼大，該有多麼的愜意啊。我們都知道這粘牙糖是城裏人做的，覺得城裏人吃了我們牧區最好的羊肉，卻將粘牙糖做得很小，真是裔皮得很。
我要說的其實是，我由此而無意地發現了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與我的第一個小學老師李發俊直接相關，並且影響了他的一生，這是我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的，我想將這個秘密埋藏在自己的記憶裏，永遠不要說出來。但是，在最近一次小範圍的文學創作座談會上，我的一個作家朋友坦言：寫作是可恥的。他的語驚四座的發言，搞得會場一片狼藉，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進行反駁，可見這句話是有著某種力量的。
接下來的幾天裏，我總在思索“可恥”這兩個字，寫作是可恥的，那麼生命本身呢？也是可恥的嗎？於是，我不再猶豫了，決定將這個秘密寫出來，再“可恥”一次吧。
首先需要說明一點的是，李發俊老師不住在學校，而是住在大隊部院落的一間土屋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們都忽視了這個現象，盡管它顯而易見地不合乎情理，作為一個單身獨立而沒有家室拖累的老師，住在學校裏會更方便。我們同樣也不清楚李老師為什麼要住在大隊部的院落裏，這一切似乎與我們並不相幹。李老師迎著一輪初升的朝陽走向學校，直到上完一天的課，吃罷晚飯後再吹一陣笛子或者畫一陣畫，返回大隊部院落時，便要伴著黑下來的天色。李老師離去的背影很挺拔，像一棵緩緩移動的白楊樹。
李老師天天如此這般地走來走去，以至踏出了一條小路，小路也並非直爽平坦，羊腸剝以的蜿蜒在學校和大隊部之間，途中還要趟幾道起伏的長滿了白茨的沙梁。這樣的一條小路，當然也是再明白不過地昭示了李老師為人師裹的勤勉和刻苦，仔細想來是足以能夠讓人生發感動的。問題在於，我當時除過對李老師的敬畏，沒有感動。敬畏和感動是兩回事，往往又因為敬畏形成的某種遮蔽，反而排斥了感動。
在那個星期天，我一個人去了大隊部的代銷店，沒有和同學結伴而行，這多少又有點反常。分析來分析去的結論是，我當時懷有一顆小小的私心，其誘因還是粘牙糖。你想啊，我的衣兜裏隻有一張毛票子，絕大部分同學更是囊中空空如也，包括我在內的貼身的衣縫裏那種古老的小蟲子（虱子）倒是不少，它們繁殖得飛快。俗話說，賬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癢。
賬多了愁不愁，我們沒有任何感覺，虱子多了不癢倒是真的，令我們體會尤深。那個星期天我沒買作業本和鉛筆，直奔主題買了兩塊粘牙糖，五分錢一塊。然後有意識放慢咀嚼的速度，然後準備返回學校。獨自享受兩塊粘牙糖，心情是相當不錯。
這時，我突然萌發了（也許早就有了）一種好奇，去李老師住的那個土屋看一看，僅僅看一看而已。導致這個行為的客觀原因還有兩點，一是李老師那天恰好不在大隊部，因為一個突然生病的學生而去了學校。這是一件挺麻煩的事情，李老師又不能不管。假如那天李老師就在大隊部，我是不敢接近的，我說過我是個懦弱的人。二是李老師人不在，那土屋卻大敞著門，有可能是走得過於匆忙的緣故，而忘記了鎖門。這是夏天的一個正午，灼熱的陽光下，偌大個院落空蕩蕩的，靜得很不可靠。連一絲風都不存在，連一隻麻雀都不駐足，當院裏那唯一的沙棗樹上，細碎的葉子一動不動，無奈地經受著煎熬。這種時候，即便是院落裏偶爾有人出現，也會疑心那隻是一個影子，幻覺大於真實，除非這個人主動開口和你說話。
如果這個人不說話，隻是向著你齜牙或無聲地微笑都不行，那會是很恐怖的，你肯定會被嚇跑，我當時就有這樣的感覺。好在院落裏除了我，再沒有旁的人出現。大熱的天，那個代銷員足不出戶，我進去買粘牙糖的時候，他正趴在櫃合上閉目養神，遞給我兩塊粘牙糖時腰來腿不來的。李老師那大敞著的屋門於是格外引人注目，像一個滄桑老人在打哈欠，張開缺牙的黑洞一樣的嘴，卻又忘了合上。這一間土屋和代銷店分別在兩個不怎麼起眼的角落，中間又隔著那一棵沙棗樹，相互離得最遠，兩個仇人那樣，老死不相往來。這一間土屋卻和氈房緊密相連，僅隔一堵牆，成了永遠掰扯不開的鄰居。顧名思義，氈房就是用來擀氈的處所，一年四季充斥著羊毛的腥臊味，夏天更勝一籌，夏天是擀氈最好的時節。氈匠是個瘦骨嶙峋的老漢，差不多擀了一輩子氈，也差不多成了一個民間藝人。老氈匠這時大約也迷糊著了，氈房裏靜得像中午的羊圈，羊在草灘上吃草，羊圈自然是空的了。人是有窺視欲的，這是可恥的，關於這一點，我後來深信不疑。我沒怎麼猶豫，開始向著李老師那屋子走去。越接近那屋子，就越覺得不同尋常，我的視線尚未抵達那屋裏，屋裏一片模糊，卻聞到了一股似濃似淡的氣味，這氣味濡熱、腥躁，甚至可以說就是臭烘烘的，直刺得人的鼻子發癢，忍不住要打噴嚏。我最初的判斷是，這難聞的氣味是從隔壁的那個氈房裏傳出來的，氈房裏堆積的羊毛是從活羊身上剪掉後直接送來的，沒有經過任何處理，其腥躁可想而知。如果是這樣，我們的老師李發俊長年與之為鄰，便是受了委屈的，隊長竟然對此視而不見，實在是可惡。李老師就應該搬到學校裏去住，而不是這樣的地方。據我所知，學校也是有一間空屋的，卻被用做了盛雜物的庫房。住在學校不是很方便嗎？
何必舍近求遠，還要聞那從氈房裏不斷散發出來的臭氣。過去我沒有這樣想過，身臨其境的時候，就順理成章地產生了這樣的想法，為我所敬畏的李老師鳴不平了。這時，我已經站在敞開的屋門前，隻差半步就能跨過門檻，而不再受到任何羈絆。
我沒有貿然進入，隻是站在了門檻邊。
說到底我心裏還是有些怕，盡管屋裏沒人，也敞著門，隨便進去卻是不可以的。受了李老師的委托那是另外一回事，比如進屋去拿一件李老師當時需要的東西，這樣的任務落到我的頭上，必然是一種榮幸，說明李老師信任我。李老師從來沒有這樣做過，這樣的榮幸也從來沒有機會落到我的頭上。李老師是一個嚴肅而勤謹的人，這是誰都能看得出來的，是不大可能隨便忘了什麼需要的東西的。於是，我就隻能站在門檻的邊上往裏看，說窺視也許更準確。屋裏很空，一麵窄小的土炕，土炕上是一卷素色素花的被褥，顯得陳舊。那時候我們那裏居家睡覺沒有床，床是一種高貴的家具，似乎是隻有城裏人才配。土炕上靠培的一麵放一張小桌，小桌沒有油過漆，木頭的紋理清晰可見，和我們使用的課桌屬於同樣的檔次，四條腿卻短了許多，否則是上不了炕的。小桌上有一盞擦得幹幹淨淨的煤油燈，燈旁是兩個紅色和藍色的墨水瓶，裏水瓶裏分別斜插兩枝蘸筆，還有幾冊被翻舊了的書。如此的簡潔和儉樸，連我這個不諳世事的孩子都能覺得出來。時至今日，再回憶當時李老師屋裏的細節，讓我想起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的名作《一間自己的屋子》。在這部篇幅不算長的書裏，作家對英國的老牌大學進行了無情的嘲諷，同時她還說，有一間自己的屋子，就可以平靜而客觀地思考，更能夠不受幹擾地進行創作，然後記下“像蜘蛛網一樣輕的附著在人生上的生活”。這句話深深地感動了我。想想吧，在遠離塵囂的西部大漠深處，一個清白的書生，以一盞青燈做伴，度過無數個沉靜而又寂寥的夜晚。想了些什麼呢？讀的又是什麼書？所謂紅袖添香夜讀書，那是古人之辭，太過浪漫了些，又像蒙著一層縹緲的霧，我的小學老師李發俊斷然不會有此雅遇的。倒是可能有這樣的情形：噗的一聲，吹滅了煤油燈，讓兩眼抹黑去，靜靜地躺在被窩裏夜半聆聽隔壁氈房裏的彈羊毛聲，嘭空，嘭空，一下，又一下，弓聲悠悠而幽幽，在這種原創的古典的音樂裏入夢。這樣的音樂聽得久了，說不定還會上癮，不聽真就睡不著覺。李老師住在氈房隔壁，是不是與此有關？李老師是個愛好音樂的人。然而，這彈羊毛的弓聲夜半響來的次數畢竟很少，除非任務緊的時候，那個有著一尊嶙峋之身和一臉肅穆之色的老氈匠才肯加班加點。
問題還在於，接下來我發現那腥臊的氣味其實不是來自於隔壁的氈房，而是真真切切地從李老師住著的屋子裏發出的。站在屋門口的我，被這種令人惡心的氣味毫不留情地襲擊著，撲麵而至時，有如一個個厚重的巴掌。我注意到了屋裏的那條羊毛氈。那條羊毛氈不是鋪在炕上，而是搭在炕沿上，形成了一個折角，氈的大部分便與地麵垂直，正午的陽光從敞開的屋門照射進去，大麵積地覆蓋在氈上。再細看那氈，已經不是白色的，被大片的黃漬浸染了，汙塗而斑駁。直覺告訴我，氈上有尿。氈搭在炕沿上，正是在趁著正午的陽光曬那尿濕了的氈。隨後而來的疑問卻是，將那尿濕了的氈拿出去攤在院落裏不是更好嗎？卻不，偏要采取這種獨特的方式，在屋裏曬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