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學之前，已經把姐丟在家裏的小學一年級和二年級課本讀了好幾追，那時候課本少，就《語文）和《算術》兩種，也不厚重，比我們每天都要喝的磚茶輕薄得多。那時候我的記性也好，讀上幾誼就能夠記住。這兩點其實挺重要的，當時我並不知道，後來才意識到，準確地說，是在真正上了小學之後。我的求學生涯中留下了一樁永遠的缺憾：我沒上過小學一年級。
原本我也是按部就班的，到很遠的大隊部旁邊的民辦學校，與十幾個和我一樣的牧民孩子共同坐進了一年級的教室。教室是間又低又矮的土屋子，露著草根的項棚被柴煙熏得烏黑，牆也是，猛然一看誤以為四麵都是黑板，隻是開在南麵的窗子稍大一些，窗格裏拚了幾塊玻璃，玻璃的接縫處糊著裁成條狀的舊報紙，看上去就像是又被進行了刻意的分割。白天的時候，陽光透射進來，照在牆上或者我們身上的同時，還能看見一層細細的灰塵在空中飛舞。另一麵培上有一幅畫，畫是新近貼上去的，沒有煙熏過的痕跡，各種色彩絢麗奪目，往往就吸引了我，眼睛久長地停留在畫上，仿佛那裏也有一個窗。畫裏卻是別樣的風景：一個解放軍戰士手握衝鋒槍匍匐在冰天雪地裏。他已經負了傷，頭上纏著被鮮血浸紅的繃帶，繃帶的一角鬆脫了，向後飄揚著。他有一張英武的臉，濃眉下是一雙直視前方的眼睛，眼睛裏充滿了仇恨。整個畫麵極具強烈的動感，令人疑心那個負傷的解放軍戰士隨時都會跳起來，突然就不見了身影。我這樣一講，很多人都會明白這是怎樣的一幅畫，那年我們國家和蘇聯在我國東北的珍寶島打了一仗。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說過，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更何況是打仗呢，既然是真槍真炮地打，就免不了有流血有犧牲。
那年是年，而且是冬天。
那年冬天的那邊在打仗，我們在那年的冬天入學。
年，我七周歲。看著那幅畫，我也開始蠢蠢欲動了，倒不是要像那個解放軍戰士一樣去打仗，因為我還沒有衝鋒槍高，仗是萬萬打不成的。蠢蠢欲動的結果是將那幅畫下麵一行八個鮮紅的大字讀了出來：
生命不息戰鬥不止。是不是有一點賣弄的意思在裏麵？我說不上來，也許是有的，也許隻是脫口而出罷了。教室裏很靜，偶爾有幾個同學吸一吸鼻涕，樣子像哭。開學不過幾天，我們這些離開牧點、離開父母的牧民孩子還沒有適應新的環境，陌生大於新奇，最初的感覺不是那麼好。然而，學總是要上的，書也是要讀的，盡管我們的父母並不指望自己的孩子將來出人頭地。也是巧得很，偏就讓經過教室門前的老師聽見了。老師已經走過去了，卻又退回來進了教室，然後走到我麵前站定。老師顯然對我的“脫口而出”很感興趣，但臉上的表情十分嚴肅，像是逮住了一個在課堂上搗亂的學生，狠狠地教訓一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當時的緊張程度可想而知，伸在桌子下麵的腿像兩片風中的樹葉子似的頗抖不止，整個身體都在縮小，卻又無處藏匿。我心裏很清楚，如果讓老師再這樣盯下去，我是要哭出聲來的，沒準還要當著全班同學的麵尿濕褲子。老師是神聖而高大的，需要仰視才是，我卻將頭深深地埋了下去，準備接受一切來自於老師的指責和教誨。教室裏決然沒了同學吸鼻涕的聲音，一個個將藏在臃腫冬衣裏單薄的身子從不同方向扭轉過來，幾十隻眼睛膽怯地靜觀事態的變化，就像是一群小羊被圈在羊圈裏，等待宰割。
一陣難挨的沉默之後，老師說，那幾個字你都認得？
我用細小的聲音說，認得。
老師又說，你認得多少個字？
我說出了一個令老師驚訝的數字：五百個字。
老師大約還心存疑慮，停一停後說，你出來一下。
什麼意思？那一刻我的腦子完全亂了，分不清東南西北。老師在前麵走，我跟在後麵，腿和腳卻不像是自己的了，然後走進教室旁邊一間更窄小的土屋子，那是老師的辦公室。老師在辦公桌上展開一年級的《語文》和《算術》很隨便地翻了幾頁，讓我當場識讀和演算。測試過後，老師想了想，依然很嚴肅地說，你就從二年級開始上學吧。我以為還是自己錯了，惹得老師不高興，用這樣的方式懲罰我，不知所措的我站在那裏一動不敢動。這時，老師卻微笑了，和頗悅色地說，我說的是真話，你就從二年級學起。老師還說，你不要怕，我教你。
這就是我的第一個老師。
我的第一個老師叫李發俊，從那天開始，我就畢恭畢敬地叫他李老師了。和他的名字一樣，李老師果真是個俊朗的人，個頭挺高，身體不胖不瘦；眼睛不大不小，是雙眼皮；臉很白，不足之處是長了一些那種叫做粉刺的紅疙瘩，大概有十幾顆。我始終不知道李老師確切的年齡，但在我看來，當時也就是二十四五歲。一個隻是七歲的孩子，不會對別人的年齡感興趣，更何況李發俊又是我的老師，打聽自己老師的年齡便顯得沒有道理了。李老師總穿一種中式的對襟褂子，褂子也一律是深藍色的，布裸的扣子很嚴謹地扣在一起，下擺的兩側沒有那種直接貼上去的明兜，而是在低腰的縫合處，那個地方展拓著，平時看不出來，隻是手操進去的時候才有點鼓，知道那裏其實是有著斜插的暗兜的。李老師講課時左手就操進一邊的暗兜裏去，身子挺得筆直，很有威儀，卻沒有故作的成分，想必是多年養成的習慣。李老師不吸煙，不喝酒，身上沒有任何異味，清清爽爽的，有幾天衣服上又漾著一絲肥皂的氣息，那是剛剛洗過的緣故。李老師的頭發很黑，右邊七分左邊三分，梳理得一絲不苟。這樣的一個漢子，在我們那個被沙漠包圍著的地方很少見，用現在時尚的話說，反而是“另類”了。
三十多年後，當我從張藝謀那部轟動一時的電影《我的父親母親》裏看到鄉村教師“我父親”時，便一下子想起了我的第一個老師李發俊，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坦率地說，我的第一個老師李發俊比電影裏的“我父親”要英俊得多，電影裏的“我父親”下巴太尖細，有點鼠相。隻是沒有那樣一場感人肺腑的愛情故事發生，使得我的老師李發俊的一生似乎變得過於平淡。恰恰是，我的關於李發俊老師的全部記憶，卻在這一瞬間被激活了。
我的第一個老師李發俊是土生土長的牧民之子，當然也從父輩那裏繼承了農民的血統，往大了說這是家族的曆史，往小了說這是個人的命運，永遠無法擺脫，以至如影隨形。作為小學教師的李發俊，他的職務前麵還必須加上“民辦”兩個字，隻有這樣才是準確和完整的。直到現在我都堅定地認為，李發俊天生就是當老師的材料，讓他趕上一群羊去放，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用人失察”。時至今日，我都不知道李發俊是什麼學曆，初中畢業還是高中畢業？很可能是前者。因為那時候沙漠牧區的孩子，能到幾百裏外的小城讀書讀到高中畢業的幾近於無，女孩子甚至都讀不到小學畢業，用當地牧民的話說是“能認個二指寬的紙條條就成”，意思是說，隻要不是個睜眼瞎子便行，讀那麼多書幹啥？讀書多了簡直是奢侈，也意味著浪費。浪費的事情沒人願意去幹，牧民也有自己的賬算。因此之故，牧民們對民辦教師並不會抱有過離的期望，隻要能教自己的孩子識一些字和最簡單的算術，至於是誰來當這個“娃娃頭”，牧民是無所謂的，即使有人給了他們這個選擇的權力，也不去認真地履行。李發俊卻是認真的，不僅《語文》和《算術》教得好，還是個多麵手，會吹笛子，會畫畫。有了這幾樣，在我們那裏就是個頂尖的人物了，誰都比不過的。想一想，這樣的人不去當教師，而是去放羊，是說不過去的。李發俊就當了教師，當然隻能是民辦的那一種。
粗算起來，李發俊隻給我當了三年老師，從小學二年級到四年級。五年級的時候，我跟著出嫁的姐姐去了那個以盛產湖鹽而出名的大漠小城，在那裏的公辦學校繼續學業。三年不長也不短，我尚處於啟蒙階段，作為我的第一個小學老師，李發俊留給我的印象不可謂不深。
我對李發俊老師從內心深處充滿了敬畏。
先說吹笛子。
我們知道笛子是民間樂器，和二胡一樣很普及，但能夠真正達到高妙境界者甚少，往往成了自娛自樂的工具，這在鄉間尤為突出。如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此曲隻應天上有，人間實在不可多得，每聽一遮，從心裏往出滲血，有被拆了骨頭般的虛脫。李發俊老師吹的是笛子，課餘閑暇，吹上一段，有時是在屋內，更多的是在學校後麵那一道隆起的沙梁上，笛聲悠悠，怡然自足。我們這些孩子就追尋著笛聲而去，或在門口垂手而立，或在沙梁上席地而坐，自覺地圍成一圈，靜得大氣不敢出，目光裏全是服帖。畢竟，遙遠的沙漠牧區還不同於繁攘的農村鄉間，能夠吹拉彈唱的人很少，那麼笛子便就是一種稀罕之物了。我那時就想，那樣一根小小的竹管，鑿了一排幾個眼，用手指不停地摁來摁去，竟能夠組成那般奇妙的樂聲，真的是很神奇。如果給了我，吹都吹不晌的，無異於一根撥火棍兒。再看我們的李老師，那雙眼睛虛虛地閉著，眼睫毛卻在微微地頗抖，像什麼呢？像有兩隻蝴蝶駐足那裏，有極薄的翅翼和徽妙的觸須。李老師動作的手指也是細而長的，看上去並不是很有力量。這樣的一雙手，在我看來也是罕見的。牧民的手指短而粗壯，張開來能毫不費事地擰斷羊脖子，或者騙小公羊時毫不猶豫地將它們後胯裏的那兩個卵蛋抽扯出來，殘忍得很，打小我就不願意去看大人們殺羊和騙羊的舉動，至今我連一隻雞都沒宰過，可見我是多麼的懦弱。我願意聽李老師吹笛子，但更多的時候是在看，看比聽更有趣，於是我成為了李老師最忠實的觀眾，就是讓我成為李老師身上的一條尾巴也是願意的。問題是一個人怎麼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尾巴呢？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人是要長大的。一曲罷了，李老師將笛子橫到胸前稍事休息，然後環顧四周，見他的“弟子”差不多都在場，一個個小羊似的豎著耳朵，便一改平時的嚴肅勁兒，抿一抿嘴角露出一縷和善的笑，說好不好聽？我們連聲說，好聽好聽。好在哪裏？李老師接著又問。卻是一片沉默，沒一個人能夠回答得上來，做了錯事一樣正襟危坐。還想不想聽？我們又連聲說，想聽想聽。想聽就得好好學習，不好好學習聽了也沒有用。李老師這樣說罷，臉上就又變得嚴肅起來，似在沉思什麼，目光越過我們的頭頂往遠處去了，過了許久才收回來。我們趕忙把髒兮兮的腦袋低下去，也作沉思狀，至於對“不好好學習聽了也沒有用”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其中有什麼深刻的道理，不得而知。
笛子還是要聽下去的，李老師也是很願意我們這樣做的，兩廂都情願，何樂不為呢？後來我偶然得知，李老師吹的曲子都是他隨心所欲自己創作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並不識簡譜，所以他從來不著當時很流行的那些革命歌曲集子。李老師的曲子聽上去好是好，隻是緩慢了些，也憂鬱了些，很壓抑的樣子，似有太多的心事，隻能通過吹笛子的方式釋放出去。李老師不識簡譜，自然沒有可能記錄和整理自己創作的曲子，屬於一次性消費，哪兒吹哪兒扔了。不過，當時的情境還真是很美的，也深深地映在了我的腦海裏。李老師吹笛子的時候，固定在吃完晚飯之後，地點就選在學校後麵的那一道沙梁上，我指的是夏天。夕陽西下，清風送爽，闊大的天空泊著大片的碎雲，碎雲又被晚霞鑲了金邊，煞是好看。沙梁上生長著的白茨，在風中輕輕地搖曳著，有的枝條好似不堪重負，從半空裏劃一個柔軟的弧，將枝梢子垂落到地麵上，在細密的沙礫上雞啄米樣地動彈，動出一個個小坑，像寫在紙上的音符，也許就是應和了笛聲的。李老師和我們這些圍坐在旁邊的學生的影子拉得很長，有的影子就疊落在一起，分不清是誰的了。那時候，普天之下都仿佛被一個“窮”字遮蔽著，學校連個收音機都買不起，看一場電影比過年還令我們興奮不已。一年都不一定有一場電影，大隊部請來一場電影，得到消息的牧民天不亮起身，從四野八荒趕來，那就是再盛大不過的節日了。李發俊老師的笛聲無疑給了我們這些牧民孩子以最初的音樂啟蒙和教育。“按照天性來說，人人都是藝術家。”這是高爾基先生說過的話。若幹年後，當我讀到這一句話時，不知為什麼就想哭，有一種少年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覺。
再說畫畫。
和吹笛子一樣，李發俊老師大約也屬於無師自通的那種。當然，畫畫的條件要求要高一些，首先必須有一張桌子才是，我這樣講等於廢話。我指的是畫畫不像吹笛子那樣，可以坐在沙梁上。冬天太冷了，不合適坐在學校後麵的沙梁上吹笛子，李老師就在他的辦公室裏畫畫，伴著一隻小火爐子。李老師畫畫的時候，包括我在內的十幾個孩子擁擠在一起觀看，屋裏已經盛不下了，有的孩子隻能站在門外。
一開始的情形總是這樣的：李老師把一張紙鋪展了，紙比一般的紙略厚一點，也白得耀眼，像演電影時要用的幕布，隻是沒有框了黑邊。李老師麵對白紙並不急於動筆，而是要先默立一陣，似在進行一種儀式，神情莊重，讓我們這些沒有見過世麵的孩子一個個斂聲靜氣，再次瞪大好奇的眼睛，當然還有迷惘的成分在裏麵。李老師終於拿起了畫筆，那一支筆從表麵上看，和我們使用的鉛筆沒什麼兩樣，圓而黑的筆杆，細而黑的筆芯。它的不同凡晌之處在於，筆芯蘸了水就會出現神奇的變化，由烏黑而紅紫，落在紙上時色彩尤其鮮豔。我相信絕大多數同學是衝著這支神奇的筆而來，想一睹為快。李老師其實也是心知肚明的，滿足了我們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