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說，天下老的，偏心小的，還是你回去守。
二爹有些猶豫，低垂著頭，知道事情重大。
父親說，你要是不回，我回，我得守著祖墳。祖宗積下的福蔭，不能遮在旁人頭上。
二爹沒有表態。
商量的結果是讓二爹先回老家看看，類似實地考察。二爹就去了，卻從此住進新莊園裏，娶妻生子，繁衍了一大家子人。客觀地講，父親當年建起新莊園，確實有光宗耀祖的意思，而要後人格守祖墳也在情理之中。
問題在於父親一開始就沒有自己要回去的打算，父親隻不過是采取了一種“婉曲”的方式讓二爹就範了。
在這個世界上，很難說清楚誰比誰更聰明，或者說誰比誰傻多少。
以我之見，父親和二爹的軀體裏既有傳統的封建意識，又有農民那種固執己見的基因。這要看在某個特定的時候，哪一方能占上風。
其實，父親從背井離鄉的那一刻起，就掐斷了回歸老家東湖灣的念頭，篤定要在一個新的領域裏開掘人生，盡管牧人和農民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異。父親一生身強力壯，克盡操守，去世時卻留下這樣的遺言：我不入祖墳。作為後人，我和姐自是不敢違抗父命。
那麼，麵對父親這樣的兄長，二爹還能有別的什麼選擇嗎？
我沒有見過父親淚水縱橫。我卻能體會到父親刻骨銘心的苦痛和心頭的重負，這其中就有一部分出於對二爹的愧疚。
世事流變。
二爹回到老家，住進新莊園，也真是過了一段舒心暢快的日子。接著就每況愈下，有幾年甚至到了食不果腹的境地。那些年月裏，我們所在的牧區卻風調雨順，青草受妙，父親經營的駝群不斷壯大，鍋裏碗裏有吃有喝。逢到冬天，母駝群歸攏後，駝奶多得凍成了盆坨，垛在庫房裏有半牆高。還有羊肉牛肉，割成條曬成肉幹，搭滿了幾道木架，隨便擰下幾條塞進灶坑的灰燼裏，烤得肉香滿屋，我和姐就可以大飽口福了。這種優越性大概是最先體現在我的身上的，小小年齡就已經是肥頭大耳了。
而我遠在老家的二爹一家人，卻過著極為艱難的日月。
這怎能不讓父親和娘揪心呢？
有回鄉探親的人時，父親和娘便捎去大包小包物品（主要是幹肉和棉布）或一些現錢，接濟一下二爹。畢竟遠水解不了近渴，無法從根本上使二爹擺脫貧困。老家偶有信輾轉而來，父親讀罷後，從胸腔裏發出一聲長長的哀歎，然後久不言語。在最初的幾年，我們全家不見二爹其人，不聞二爹其聲，隻能通過書信的方式相互聯通。不是說“見信如晤”嗎？父親悟到的卻隻是老家的幹早，以及莊稼歉收和隨之而來的二爹的困頓和苦衷。
姐和我曾經問過父親：二爹為什麼不來呢？
父親苦笑：你們二爹心裏頭有氣啊。
問過說過不久，二爹卻突然出現在了我們麵前。天老地荒撐不住，苦得沒名堂，二爹身上那本就不安分的細胞終於大麵積地活躍起來。二爹就開始了他的“走”，先是甩著胳膊空著手。怎知這個“走”字又激發了二爹的膽量和智慧，將多年丟棄的皮匠手藝重新拾揀起來，出夾河溝，蹚旱馬崗，經哈什哈，過伊克爾，一來二去地成了牧人屋裏的座上客。二爹瞅準牧人手裏積存的羊皮，鑽的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空子，利用的是牧人的善良和淳樸，大擺大搖地吃起了手藝飯。
不得不承認二爹是個聰明人。
父親和娘從心裏透著高興。
不過，父親還是有一些擔心。那時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牧區也不例外，收音機裏“造反有理”以及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紅色電波傳遍四方，晝夜開會更是常有的事，父親作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從牧業大隊捧回了好幾套紅寶書。父親是虔誠的，“老三篇”倒背如流，讓姐和我每每驚羨不已。二爹懷裏揣著的可不是什麼紅寶書，而是一張證明，白紙黑字寫著父親的大名，意思是二爹到牧區探親來了，並非有“資本主義尾巴”的嫌疑和舉動。父親心裏明白，又故作視而不見，網開一麵。父親已經做好了替二爹擔當責任的準備，這是長久的愧疚使然。
父親在不安中注視著二爹的背影。
娘說，不咋的，前缺後補，他二爹該到有個好命氣。其實，娘的心裏更沒底，眼前懵懂一片。娘這樣說，主要是為了讓父親緊繃的神經放鬆放鬆。娘沒有別的辦法。娘是一個大善大德的人，娘的話語裏除卻給父親以寬慰，還有對二爹命運的祈求。
父親遲疑地看著娘，沉默無聲。
娘的話得到了應驗。運動鬧得最凶狠的幾年，竟然是二爹最走運的時候。二爹身上像有什麼魔法，讓運動見了他以後繞道而去。後來，我就這個間題請教過二爹。二爹先說是娘保佑的結果，接著才認真地告訴我，是老家的人情在起作用。二爹說，你想嘛，打斷的骨頭連著肉，牧人大多都是從老家過來的，咋能不照護我這個從老家來討口飯吃的窮人。再說，我還像個古代的信使給他們來回傳送消息，有情有義的，誰能不戀著故土。
父親坐在炕上正仔細地削一塊羊骨頭。聽到二爹的話，父親沉重地低下頭去，始終沒說話。
二爹就這樣來去自由，隨心所欲，成為當時牧區的一大景觀。
二爹的皮活做得實在是利索，炕上放個木桌就算開了張。刀鏟剪樣樣擺布整齊，下好料片後，手指上戴一枚碩大的黃銅頂針，開始飛針走線，屁股不挪窩地一坐就是大半天。
二爹還有一樣絕活，那就是唱。邊做皮活邊唱，聲腔裏含了些許女音，時而高亢，時而溫婉，臉色紅潤鮮活，表情伴隨唱詞的情境而不斷地變化著，極盡人間的喜怒哀樂和悲歡離合。自然，二爹唱得最到位的還是《張良賣布》和《十二離情》，這是他的保留曲目。革命歌曲偶爾有之，唱出來卻無鏗鏘之力，多了些綿軟，往往還要弄出不少差錯，把“東方升起了紅太陽”唱成了“東方紅起了升太陽”，似是故意調侃，倒也別有趣味。二爹的唱引得男女老少斂聲諦聽，白天聽不夠，晚間接著再聽，讓缺少文化生活的牧人得到一次精神會餐。恍惚之中，但覺二爹的皮活不是用針線縫出來的，而是用歌聲唱出來，那針腳就是一個個精徽的音符。這當然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按現在的說法，二爹應該是個民間藝術家，沒人能達到他那個境界。
那是二爹一生中最為美好的時光。
二爹就這樣唱著來，唱著去。
在為數不多的人親裏，我們和二爹最熱悉。每逢二爹來到，我和姐歡呼雀躍，像條尾巴那樣跟定，聽二爹一肚子的奇聞異趣和南腔北調，然後露出天方夜譚式的驚訝。牧區人煙稀少，二爹能夠滿足我和姐的好奇心。
姐還將挖蓯蓉偷偷攢下的錢塞給二爹，要二爹再來時買些女孩子喜歡的小物品，譬如彩線、手帕、雪花膏什麼的。二爹大模大樣，揪一揪姐烏黑的辮子，滿口答應。二爹再來，卻不提買小物品的事，姐忍不住問起，二爹先是悻悻作笑，後又顯出百般無奈的神情，說，錢掉進並裏了，越撈越深了。姐也不再計較，自己安慰自己，就當是那錢讓二爹派了大用場，照例緊跟在二爹身後雀樣地歡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