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朱宗堯和其他被揪出的“牛鬼蛇神”被押解去勞動。他幼小的三個孩子總是在這個時候，站在遠處目不轉睛地看著他。而此時此刻的朱宗堯隻能用愛撫的目光望望他們。他很想囑咐他們幾句，可是不能。朱宗堯非常擔心夫人王光純的身體，但他更擔心的是孩子們的生活是否有人照。1966年，朱宗堯的二女兒畢業被分配到甘肅省工作。臨行前，她去看望父親，並向他道別。隔著大門的欄杆，她看到了父親花白的頭發和虛弱的身體，禁不住流下了眼淚，她很想對父親說些安慰的話，但卻哽噎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當朱宗堯聽到女兒要去西部工作的消息時，臉上露出了喜悅的微笑。他滿意地對女兒點了點頭，叮囑她到那裏要安心工作，多讀書，要虛心向他人求教，努力掌握治病救人的本領，不要掛念家人，更不要掛念他的身體。
結核病醫院失去了往日的寧靜和正常的工作秩序，幾百人的醫院，一下子出了幾十個“牛鬼蛇神”，朱宗堯被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他感到迷惘和困惑。朱宗堯病倒了。多年的心房纖顫令他難以支撐。他曾是一名治病救人的醫生，但現在自己病倒了卻得不到醫治的權利。一位護士來看望老院長朱宗堯，她悄悄地勸慰他：朱院長，你可要放寬些心，沒人相信那些謠言。“一位當時還能工作的醫生囑咐朱宗堯要保重身體，因為防病事業還有許多工作等著他去做。麵對大家對自己的關心和愛護，朱宗堯非常受感動。盡管受到這麼多的委屈，朱宗堯沒有一句怨言。唯一使他感到難過的是防癆事業受到了嚴重摧殘，防癆機構大部分被迫解散，結核病疫情又有所回升。
1972年，天津市衛生局領導找到已恢複工作的朱宗堯，請他擔負起重建結核病院的重任，即集中天津市幾個結核病防治所的力量，在柳林重建結核病專科防治院。年已59歲的朱宗堯沒有猶豫，也沒講任何條件，帶領大家在柳林這塊土地上進行了艱苦的重建工作，而且一股氣幹了一個月。
國慶節前夕，朱宗堯回家了。一進門，把在家的王光純嚇了一跳，朱宗堯麵色蒼白，頭發蓬亂，當晚就發起了高燒。這時的柳林結核病防治院已初具規模，然而朱宗堯卻病倒了。躺在病榻上的朱宗堯沒有想自己的病，他想得更多的是天津市的防癆事業從此又可以重整旗鼓，獲得更新、更大的發展；天津市的結核病的防治工作，又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和加強。
粉碎“四人幫”後，朱宗堯煥發了第二次青春。他高興地看到防病機構的重新建立，區縣防治所的相繼恢複，防病隊伍的不斷壯大，對結核病這個頑疾，已經做到了防有措施，治有辦法。 昔日“十癆九死”的狀況將不再重現，這是一個終生從事防癆工作者的最大心願，如今夙願得償，朱宗堯感到堪為欣慰。
“文革”那場噩夢在朱宗堯的心靈上留下了難以忘掉的陰影，但在“揭、批、查”運動中，有人說一位醫生曾傷害過朱宗堯，但朱宗堯卻說什麼也想不起來了。事後，朱宗堯對人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再翻出來有什麼用！這位醫生很有發展前途，不要因為這件事而受到影響，那對醫院，對病人，對事業都不利。” 為了使重建的柳林結核病醫院得到更快的發展，朱宗堯向有關部門提出，自己不再擔任院長，並推舉時已成為著名的結核病防治專家、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院的陳佩璋擔任了院長的職務。
退休在家的朱宗堯，並沒有在家賦閑修養，而是時刻關心著醫院的發展。他不顧年事已高，仍定期到醫院問診並提出建議。他還經常向在醫院工作的女兒詢問當前醫療事業的最新動態。人們都說。朱老是一位閑不住的“退休老人”。
十、春沃其華秋實繁
1989年9月1日，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這天陽光朗照，秋高氣爽，從新建成的結核病暨呼吸係統疾病防治醫院會議廳裏不時傳來陣陣掌聲，這裏正在舉行“朱宗堯博士從醫50周年座談會”，醫務界的專家、學者、全國防病協會的知名人士及朱宗堯的學生等彙聚到這裏，向為防病事業奮鬥了50年的著名防病專家朱宗堯表示誠摯的祝賀。
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白樺，天津市副市長錢琪礎，中國防癆協會名譽理事長黃鼎臣等領導同誌到會祝賀，天津市副市長錢琪璈，中國防癆協會名管理事長黃鼎臣等還寫來了條幅和賀信。黃鼎臣在賀信中寫道：“朱院長數十年來致力於防癆事業，對我國防癆工作，特別是天津市防腐工作做出了突出貢獻，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朱老治學嚴謹，十分重視培育防病界一代新人，可謂桃李滿天下。今天的紀念活動既是為朱老祝賀，對促進防癆業不斷發展，也有深遠的意義。”
衛生部贈送給朱宗堯的一幅木雕牛圖，顯得格外醒目。那牛低著頭，承載著千斤重負，仍艱難奮力地前進著。“這是對朱宗堯最形象的評價”，朱宗堯的夫人王光純如是說。
年屆76歲、已是雪染雙鬢的朱宗堯看到掩映在綠樹紅花中的錯落有致的病房，看到許多青年學子巳成棟梁之材，看到一批批醫學成果的推出，他欣慰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