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傳承事業育新人
早在國外進修期間，朱宗堯看到治療結核病的先進的設備和完善的醫療體係，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是從那時起，他萌生了一個願望，要讓中國結核病院也擁有完備的基礎科室。因為基礎科室有如醫療的“眼睛”，臨床的診斷、治療乃至康複醫療都離不開實驗室各種化驗分析來驗證。以前，他開診所時沒有能力去實現，如今國家對醫療事業非常重視和支持，他的願望可以變成現實了。為此，朱宗堯專程去上海拜訪名醫名家，求教取經，購買肺功能機器和實驗所需的各種器械，並選派優秀的臨床醫師分赴外地進修，學習研究基礎科室業務技術。如為了建立細菌實驗室。選派了從山西醫學院畢業的蘇焯去北京細菌研究室學習細菌學；為了建立病理實驗室，選派了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的張誌堯和張若渠到上海第 一醫院進修病理學；為了建立肺功能室，選派了與蘇煒畢業相同院校的趙連雲到上海中山醫 院學習肺功能學，等等。到1963年，第一結核醫院終於成為設備優良，基礎科室比較齊全的醫院。這些學成回來的優秀醫師不僅成了醫療基礎科室的骨幹。而且成為科學科的帶頭人。張若渠、趙連雲兩位醫生開展的多項有關病理診斷和動物實驗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為結核病的臨床治療及預防，提出了新的、重要的科學依據，受到了國內同行的好評。
在加強基礎科室建立的同時，朱宗堯還積極拓展新的醫療領域，如選送畢業於河北醫學院的劉昌起去天津市血液病研究所學習血液病防治學。當時，有些同誌對此感到不理解，認為血液病防治學與結核病的防治沒有什麼關係。朱宗堯說，血液病防治學看似與結核病的防治沒有什麼關係，但實際上卻存在著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係。發展相關學科，掌握各科的有關知識，有利於醫療診斷和防病治病水平的提高。對結核病進行綜合醫治，有助於提高醫治結核病的療效。實踐證明了朱宗堯的真知灼見。人們對朱宗堯的高瞻遠矚讚不絕口。
由於結核病醫院的基礎研究工作加強了，憑借實驗的結果，不僅對肺結核病能夠及時做出確切診斷和療效鑒定。而且對那些患咳嗽咯血症狀而非結核性肺部疾患或其他疾病者，也能做出準確診斷。但如果對這些非結核性肺心病患者也予以治療，將增大醫院的業務量。為此，朱宗堯建議，根據醫療業務的需要和醫院現有的技術力量、設備狀況，有必要開辟胸外科和心科業務。他的建議被采納了，第一結核病防治醫院又先後成立了胸外科、心內科和心外科，這為以後胸科醫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
為了把胸科醫院建成全國一流水平的醫院，朱宗堯還積極從國內聘請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如北京大學醫學院的李永春、安若昆、河北醫學院的尹樹珍，他們後來都成為著名的胸外科專家。
結核病防治事業的蓬勃發展，需要大批的醫療專業人才。因此，抓緊對專業人員的培訓便列入了朱宗堯的工作日程，朱宗堯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幾十年來，他舉辦了多期各種類型的專業學習班，並親臨授課，指導實踐。他傳道解惑，更注重醫務人員的品德教育，鼓勵學員刻苦學習，樹立獻身於防癆事業的思想。經他培養的大批專業人才，如今已成為了各地的防癆工作的骨幹，特別是他受衛生部之托，連續承辦了四屆為期一年的全國結核病內外科醫師訓練班，受到了學員們的普遍好評，衛生部還給予了嘉獎；同時舉辦了7期全國中高級防病醫師學習班，培養的134名肺內、外科人員，已成為全國各地結核病防治機構的專家。
朱宗堯重視國內人才的培養，同時也注重從國外延聘人才。如在日本學習、工作多年的張仲馥教授，於50年代在日本成功研製出了凍幹卡介苗。在朱宗堯熱情邀請和積極動員下，張仲馥教授毅然放棄了日本的舒適生活，回到了祖國，並擔任了天津市結核病防治所細菌室的主任。在他的努力下，有關區縣相繼建立了細菌室，從而使結核病的早期診斷率提高了40% 以上，為降低天津市結核病疫情做出了貢獻。在回國的莘莘學子中，還有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的張繼正教授。
朱宗堯愛才惜才。他對曾經犯過錯誤但有業務專長的同誌，也不遺餘力地加以愛護和保薦。一位犯了錯誤，蹲了幾年監獄的醫生，出來後又回到醫院被分配幹勤雜工。有人替他向朱宗堯院長反映：讓他回到醫務崗位吧！朱宗堯對此反複思考，這個醫科大學畢業生，黨和國家花了那麼多心血培養的本科生，難道就這樣讓他荒費一生嗎？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難免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失誤，隻要改正了，就應該繼續讓他施展才能。發揮作用。
對於讓這位犯了錯誤的醫生回醫務崗位工作，朱宗堯聽到了許多反對的聲音，但朱宗堯還是力排眾議，頂著壓力，把他調回了門診部。當他重新穿上白大褂時，淚水已偷偷地淌了下來，他向給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朱宗堯院長深深地鞠了一躬。這位醫生沒有辜負朱宗堯院長的厚望，後來成為了醫院的業務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