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金秋時節，風華正茂的朱宗堯滿懷著抱負與理想，和對未來的美好憧憬，跨進了當時中國最高的醫學學府協和醫學院，掀開了他人生嶄新的一頁。
進入協和醫學院學習的學生，得先到燕京大學醫預係學習三年。經考試合格後，才能轉入協和醫學院本科課程的學習。在這三年的學習中，必修課除中文、英語、數學、物理、生物、化學外，還要學習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而且除了中文外，其餘全部用英語授課。從預科到本科，前後要學習八年。學院對學生的要求也非常嚴格，明確規定，各門課程以75分為及格標準，如有一門不及格就得退學。剛入學時的朱宗堯感到最困難的就是語言障礙。他雖然有一定的英語基礎，而且在南開中學時英語學得也很好，但在協和醫學院初聽老師講專業課程，還是感到有一定的困難。但朱宗堯知道自己沒有任何退路。學醫是自己選擇的， 既然選擇了，就決不能放棄。為了克服語言障礙，朱宗堯除了上課，就是通宵達旦地拚命背英語單詞，朗讀專業英文書籍。並經常與外籍授課教師交流學習專業課的收獲。經過不懈努力，他的專業英語水平提高得很快，成為班裏的佼佼者。這為他日後到國外進一步學習深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39 年，朱宗堯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全部學業，並當之無愧地獲得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授予的博士學位。他所在的班有一多半同學因跟不上課被淘汰了，50多名同學中隻剩下了19名。
戴著博士帽的朱宗堯，既感到興奮，也感到心裏沉甸甸的，望著牆上出資興辦協和醫學院的美國石油巨子洛克菲勒神氣的油畫像，朱宗堯心底升騰起一股強烈的民族愛國之情，“我 一定要用學到的真本事，為中國人長誌氣，叫外國人不敢再恥笑我們。”
也就在這動蕩之年的秋天，26歲的朱宗堯回到了天津，與小他兩歲、畢業於女子師範學院的王光純舉行了婚禮。這年正逢天津百年不遇的洪水，凶猛的洪水殃及了半個多城池，朱宗堯坐在接新娘的船上，望著衣食無著、拖家帶口、麵黃肌瘦的災民們，他的心緒就像這滔滔洪水一樣，久久難以平靜……而當他聽到孩子哭聲中傳來的陣陣強烈的、令人揪心的咳嗽聲時，朱宗堯以一個醫生的敏銳直覺斷定，這是結核病。而且這場水災過後，又不知會有多少人要被這難以治愈的結核病奪去寶貴的生命！在那個時代，結核病是十分猖獗的，我國 90 %的20歲左右的青年人感染上了結核菌，中國人也因此成為世界上患結核病之第一國，被外國人稱為“東亞病夫”。走在大街小巷，常會見到咳嗽不止的患者隨地吐痰。營養的不良，必要防治手段的缺乏和不文明的習慣，造成了結核病的廣泛傳播，而且，一旦染上此病便不易治愈，死亡率是很高的。
癆，中國古代醫學家早已認識此病的厲害。《肘後備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均有關於此病的記載。《濟生方 ？勞瘵》中寫道：“夫勞瘵一症，為人之大患，凡受此病者，傳變不一，積年染痊，甚至滅門 。”有文獻記載，解放前夕，天津人口死亡者中，結核病居第一位，每六個死亡者中，就有一個是結核病，因而，人們往往“談癆色變”，對結核病比今人對癌症還要懼怕。麵對此情此景，朱宗堯深深感到作為醫生所肩負的“醫學救國”、治病救人的責任。結核病無情地吞噬著人們的寶貴生命，他要與同仁們一道，為改變這種狀況，做些實實在在的工作。
朱宗堯畢業後，學院已決定讓他留在協和醫學院的內科工作，這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因為內科要求的條件比較高，而且待遇優厚，又很有發展前途，是許多人向往的地方，但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促使朱宗堯作出了獻身結核病防治工作的決定。朱宗堯的抉擇，作為妻子的王光純給予了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因為從王光純與朱宗堯相識的那一天起。朱宗堯做事，從來都是隻要認準、決定了的事，都是一定要堅持做到底的。朱宗堯攜愛妻前往北平，即向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係主任、素有“中國洋教授”之稱的袁貽謹正式提出了“我想去公共衛生係工作，我對結核病感興趣”的申請。對朱宗堯的舉動，具有極高威望的袁貽謹教授感到愕然了，沒有立即答複朱宗堯的請求。而是神情嚴肅地對朱宗堯說，對職業的選擇，事關一個人的前途命運，非同小可，而且內科確實要留他，這是別人求之不得的機會。因此請他慎重考慮考慮再做出決定。袁貽謹教授的語重心長令朱宗堯感動不已。他向袁貽謹教授表達了自己的肺腑之言：留在內科雖然有它的優越性，但學習結核病的防治，能夠進一步拓展自己的視野。比如，X光胸透、照相以及與防治結核病有關的氣胸、 腹的治療等專門技術。更主要的是，癆病是頑疾，需要更多的熱心於防癆事業的專業人員。特別是青年專業人員去攻克它，征服它，作為一名青年醫生，他有責任去擔當此任，他要為摘掉“東亞病犬”這頂帽子做 一番事業，他願為我國的防病工作貢獻自己微薄的力量。擲地有聲的話語，表達了朱宗堯從事結核病防治工作的堅定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