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個報道稱，京城一得知康有為獲救並被英國當局安全帶至香港，太後立即向牛莊一個將軍下令，命他在山海關聚集八千精銳部隊；命董福祥將軍帶著甘肅軍隊的一萬兩千人聚集到北戴河附近；命天津的羅將軍率七千軍隊駐紮在大沽和北塘；命梅將軍率八千軍隊奔赴大沽西南北戴河海灣的一個港口。榮祿因為擔心英國艦隊在北戴河的所作所為，兩夜未能入睡，害怕英國艦隊已經聽到了蓄謀政變的風聲，他此時命令袁世凱和聶自成軍團中抽出的一萬軍隊進駐北京。
政變之後，太後立刻急著在總理衙門中把李鴻章官複原職，卻遭到了榮祿的反對，他告訴她“在天津的時候聽說如果這麼做，英國艦隊將占據牛莊”。克勞德·麥克唐納爵士的報複心似乎起了一些功效。但是榮祿特別組建的部隊是為了保衛自己還是皇上就不甚明了了。不僅如此，有好一陣時間中國每個人都不相信皇上還活著。甚至當一個法國醫生在九月為皇上開藥方——政變後立刻就報道說皇上病了，而且那之後的報道中他再也沒好過——有些人仍舊認為醫生看到的是個別人假扮的皇帝。似乎沒人懷疑，殺死光緒是滿族人的意願，但是外國公使館的態度，大概還有軍隊領導榮祿的態度使得他們猶豫了一陣子之後放棄了。
在9月份甘肅軍的總指揮董福祥接到太後召見，他懇請允許率軍對抗外國公使館護衛軍，作為對整個歐洲宣戰的初步行動，他擔保他和他的甘肅士兵能把所有入侵中國的外國人逐回海中。
讓每個人都大吃一驚的是，李鴻章未被允許鎮壓黃河流域叛亂。太後讀過山東總督苦惱不已的上書之後，召來李鴻章並且和他進行了長談——據悉這是他自從1895年以來的以年邁體衰為借口卻沒有用，然後致電中國駐華盛頓和倫敦公使，請他們打聽一切可能獲得的關於美國、埃及、印度的信息，並且在12月6日帶著一大批隨員啟程——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在中國北方的寒冬踏上這樣的旅程。巴黎臭名昭著的陳季同總領事也在這批隨員中。
戊戌政變之後，更多的宦官遭到懲罰，更多的改革領袖生命受到威脅。他們中有幾位向同一位無力拯救皇上的理查德先生致電，懇請他為他們向英國尋求保護。他呆坐著，悲哀地想自己去向英國公使館求助也無濟於事了，就在這時，曾去訪問康有為的《時代周刊》記者進來了。“噢，把那份電報給我，”他說。“啊！這很可能是我能對之做出的最有益的事了，”理查德先生悲痛地說。那位記者立即把電報轉發給了《時代周刊》。第二天英國外交部詢問英國公使：“尋求英國保護的中國改革者都有哪些？”公使館沒有人知道，因此這個問題被轉發給上海的總領事。他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可以從誰那裏得到答案，然後立刻傳喚來了理查德先生。就這樣，兜了一個完全沒必要的圈子之後，那些年輕人的性命當時才在英國的幹涉下獲救。
二月份（1889年），李鴻章忽然被命令迅速返回京城職位上。在1月26日，親王們都帶著他們的孩子齊聚宮中，討論了將他們中一個立為繼承皇位者的問題。
然而李鴻章的返京也許和這件事並無瓜葛。因為太後正在調查對山東總督揮霍無度的控訴。當李鴻章被任命為河道總督時，山東總督為他預備的接待奢華到了極點，甚至還擺上了極為昂貴的家具和器皿，自從他們來到省會濟南府，一天的吃喝玩樂開銷不少於200英鎊。不僅如此，李鴻章隨員中身份更尊貴的還被送了一筆錢作為“住宿費用”，“從這個程度上來說，”指控者，一位翰林評論說，“李鴻章所有隨員的渴求都得到了滿足。”自李鴻章抵達之日起，狀書說“每一天都上演著奢侈的大擺筵席和尋歡作樂”。
關於上述奢侈無度，李鴻章受到太後的責問，問他為什麼身處這一切卻沒有當即製止並且將山東總督告至朝廷，而是接受了這些荒淫。但是李鴻章給出了太後自己的解釋，雖然長期在中國任職以及時任加州大學講師的福萊爾博士將李鴻章描述為“一座死火山，一個出爾反爾的人，一個秘密反對外國文明影響的人，而且僅僅因為一次援助太後的軍事戰略行動，就成了皇室的寵兒。”
李鴻章上交了關於黃河的報告，其中包括“一個永久控製”的計劃和一個“暫時緩解”的方案——的請求，但是沒有就此頒布詔令。就在那時，在太後的主持和榮祿的協助下，軍機處會議研究了一項高級機密；每個局外人都被令在會議期間退出聽力所及範圍。
就是在那時，李鴻章強烈推薦任命山東新總督毓賢——如今讀到這個名字使人不寒而栗——為黃河治理工事的總管。報紙上的評論是：“任何有效率的事都不太可能做成了，除非外國公使們敦促總理衙門讚成西方的用人製度。”
在這個節骨眼上，當英國和俄國剛就中國事務達成了一項有些含糊的協議時，北京一個記者報道了一位身居要職的英國人和李鴻章之間一場有趣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