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評價說他不能在英、俄協議中看到任何英國鼓吹的對中國的友誼。“你將在南方為所欲為，不受俄國阻撓，俄國將在北方自由行動，英國不會有任何異議。這難道是對中國深厚友誼的強烈表達嗎？我國三分之二的國土都被瓜分，而汝國還聲稱‘英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我不得不說我可沒看出來。”
解釋並不容易，但是即便如此英國還是聲稱自己是中國真正的朋友，“因為沒有這個協約，俄國的侵略將更加迅疾，中國的肢解也會更迅速。由於無法阻止俄國的發展，英國已經竭力對之進行延遲和限製。在這種情境下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我可沒法說，”李鴻章說；“但是後果全都隻對你們有利而對我們有害。你們的解釋使這件事剛好處於我所說的實情中。不論如何，你們和俄國最終都要得到中華帝國的三分之二，而我們卻要失去這些。我怎麼可能從這裏看到英國對我們任何好意的證據呢？”
在所有這些事情中，董福祥的騎兵繼續“慢慢小跑著，五十騎緊密排列在一起；緞帶搖晃著，大紅鬥篷飄動著，帶有紅纓的長矛在他們手中像蘆葦一樣輕顫著，他們掠過鄉間寧靜小道的樣子立刻令人想到戰爭的聲勢浩大。他們看上去對自己的力量以及摧毀外敵的能量非常自信，一旦收到命令，他們就更加懷著憐憫的蔑視而不是厭惡看待外國人。
當一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民在一個月裏都聽到這種聲響，他就會清晰地明白，將有不同尋常的事發生；如果慈禧太後開始徹底轉變中國的對外政策，她就已經專心彙集足夠的兵力以確保該政策的大獲全勝，不論如何殘忍。（此處指慈禧太後決意要對外宣戰，她想借助義和團的力量徹底鏟除在中國的西方勢力。）冷酷的結論是，所有農村人口在這兩個月的炮擊中被征入伍。在城市和鄉下都傳言說所有的外國人都將被殺或被驅逐，他們的日子沒幾天了。這些話很少單獨講給外國人聽——雖然已經這樣在通州街道上當著外國人的麵說了——但是中國幫手和信徒滿耳都是這些。”
上述引自接近1898年12月月底通州一位記者向上海一份報紙所寫的報道；我們都讀了這篇報道，而我們中的一些人——想了許多許多。
義和團叛亂（1899—1900）
查爾斯·貝雷斯福德勳爵稱他以商旅的身份來到中國，得到了和王子一樣的接待。在武昌，與學識淵博的總督張之洞談話時，他事實上直率地說：“當然了，我們可以取走長江流域，你知道的。”這位中國政要帶著高貴的沉著靜靜說：“噢，當然。”然後機敏而堅定地轉移了話題，熟知中國禮節的人聳聳肩。隻有後來留下的苦痛和不信任顯示了查爾斯勳爵在武昌和南京留下的印象。
查爾斯勳爵事先保證過避免提及這一話題，卻立刻深深陷入這一話題。在天津，他表現得更過分，事實上，他向袁世凱提議說他應當長驅直入北京，抓住慈禧太後，又說自己願意親自隨他去。然後，當這一談話泄露出去，他無比震驚：“我從未見過中國這般古怪的地方。當時在場的隻有袁世凱，我和我的秘書。會是誰講出去的？”“啊，當然是總督本人了。你不明白你是嚴重謀反麼？如果被發現我聽到這些卻什麼都沒說，我就會被斬首，所以，我當然要立刻把它講出去保住自己性命。”
由於查爾斯勳爵是一個特別受英國君主信任的特使，我們不用描述就可以想象，表麵上是“商旅”卻沒做過什麼生意他被丟在中國，心裏該如何充滿怨恨。接著這位英國特使出了一本書，書名叫做《中國的坍塌》，這本書當然未受限製被譯成中文，然後廣泛傳播開來。然而在這之後，人們還是繼續愚昧地把中國官員分為排外、反英、和親俄。既然每個人的手都伸出來攫取利益，中國人怎麼可能會反對所有其他國家——隻是被迫選擇立場，一陣和這個國家站在一邊，一陣又和另一個國家靠到一邊，作為保護自己對抗其他國家罷了。
據記錄，這時的李鴻章在1899年7月和俄國公使進行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神秘會見。
也是在這一年，李鴻章的兄長圓臉的李瀚章在安徽的祖宅中去世了，享年八十歲，死於癌症，他所有的兒孫都聚集在合肥最後一次為他盡孝，1901年李鴻章也隨他而去了。
李鴻章在那之前就從總理衙門告假，並且得到了在宮內乘坐兩抬轎子的特權。他如今被任命為死刑犯最後一次上訴法庭的主席。似乎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必須接受所有任命，況且還能有比他更合適的長者嗎？
關閉了金連山剛剛在上海高調開辦的女校。金連山是個能力出眾的廣東老人，也是上海的電報業一把手，雙耳已經完全喪失聽力，然而他思想開明，敢於堅持自己主見。康奕在另一場合中的講話中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我不能理解為什麼人們最近喜歡開辦學校。這些學校教育出的好多人一旦學了點西方的東西，講了幾句外文，就立刻想變成賣國賊，而狡猾奸詐的商人又對資助這種學校表現得極為熱心。我必須說，我對此種行為感到深深的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