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疤痕。
“為什麼這樣對我?” 我這樣寫道, 拚字依舊紊亂。我想知道是誰做的。“發生了什麼事?”
我還寫了“停止光線”, 因為那些刺眼的光線會讓我頭疼。
“你遇到了一些事情。” 菲奧娜醫生說。
“我中彈了嗎? 我父親中彈了嗎?” 我寫。
她告訴我, 我在校車上被槍擊。她說我的兩位朋友也中了槍,但我記不得她們的名字。她解釋子彈從我左眼傷疤處射入後, 往下移動了約46 厘米, 停在我的左肩, 它很有可能射穿我的眼珠或射進我的腦袋, 我還能活著是個奇跡。
我沒有任何反應, 也許隻是些微鬆了口氣。“所以他們還是下手了。” 我唯一的遺憾是, 我沒有機會在他們對我開槍之前, 跟他們說上幾句話。現在他們永遠也聽不到我當時想說的話了。我完全不想報仇, 我對那名朝我開槍的人也沒有想過報複———我隻想回斯瓦特。
我想回家。
這次交談之後, 一連串畫麵開始在我的腦海中湧動, 但我無法分辨那究竟是夢境, 還是現實。關於槍擊案, 我記憶中的情景與實際發生的情況差異巨大。在我的記憶中, 我跟父親、其他朋友, 還有一名叫作古爾的女孩在另外一輛校車上。當時我們正準備回家,路上卻忽然出現兩名穿著黑衣的塔利班。其中一名拿槍對準了我的頭, 一小顆子彈從中射出, 射進了我的體內。那個人也射傷了我的父親。然後, 一切歸於黑暗, 我躺在一副擔架上, 那裏到處都是人,很多很多的男人, 而我的雙眼在四處尋找著我的父親。後來, 我總算看到他了, 也試著要跟他說話, 但我卻講不出話來。在其他夢境中, 我身處許多地方: 在伊斯蘭堡的吉納市場、在耆那集市, 然後中彈。我甚至夢到那些醫生也都是塔利班。
隨著我變得越來越清醒, 我希望知道更多的細節。來病房的人都不準攜帶手機, 但菲奧娜醫生總是隨身帶著她的iPhone, 因為她是急診醫生。當她把電話放在一邊時, 我拿過來在Google 上搜尋自己的名字。這個動作很艱難, 因為我看東西是重影, 導致我一直輸入錯誤的字母。我還想檢查我的電子信箱, 但卻怎麼也記不起密碼。就在蘇醒後的第五天, 我能開口說話了, 但我的聲音聽起來像是別人的。當蕾哈娜來了以後, 我們開始從伊斯蘭教的觀點討論這次槍擊事件。“他們朝我開槍。” 我告訴她。
“對, 沒有錯。” 她回答, “很多穆斯林都無法相信一名穆斯林居然會做出這種事。” 她說, “舉例來說, 我的母親就會說他們一定不是穆斯林。有些人會稱自己為穆斯林, 但他們的行為卻不遵守伊斯蘭教義。” 我們聊到許多事情因各種不同的原因而發生, 這樣的情況就發生在我身上, 以及受教育的權利不應隻是男性擁有, 女性也應當擁有, 這才符合伊斯蘭教義。我為我自己的權利發聲, 穆斯林女性理當擁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一發現自己能再次說話了, 我就用賈維德醫生的手機跟父母通話。我擔心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很奇怪。“我的聲音聽起來是不是有些怪怪的?” 我問父親。
“沒有,” 他說, “你的聲音聽起來跟以前一樣, 而且會越來越好聽。你那邊都還好嗎?” 他問。
“還好,” 我回答, “但我頭痛得很厲害, 幾乎無法忍受。”父親真的很擔心。我猜到頭來, 他的頭會痛得比我還厲害。之後, 每當我們通電話, 父親都會問: “你的頭痛好些了嗎? 還是變得更嚴重了?”
那次之後, 我總會跟他說: “我挺好的。” 我不想讓父親擔心。
就連院方給我的頭部拆線, 往我的脖子打了一管超大的針劑都沒說。
“你們什麼時候會過來?” 我不停地問他們。
那時候, 他們已經被困在一家位於拉瓦爾品第的醫院裏的軍旅宿舍中一個星期了, 沒有任何消息通知他們何時能啟程前往伯明翰。
母親非常絕望, 她跟我的父親說: “如果到了明天還沒有任何消息,我就絕食抗議。” 那天稍晚, 父親去見了負責他們安全的少校, 跟他說明了目前的情況。少校看來有點不安。十分鍾左右, 就有人來告訴父親, 他們已經做好了安排, 晚點就會送他們去伊斯蘭堡了。在那裏, 他們會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當當嗎?
父親回到母親身邊, 告訴她: “你是一位偉大的女性。一直以來, 我都以為馬拉拉和我才是請願的專家, 但其實你才是那個真正懂得如何抗爭的人!”
他們被送往伊斯蘭堡的克什米爾之家, 那是間專供議員使用的招待所。保安依舊十分嚴密, 當父親要求一名理發師來幫他剃須時,一名警員全程陪坐一旁, 以免那男人趁機割了父親的喉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