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斷地忘記英文單詞。我寫給護士的紙條裏, 有一張上麵寫著: “一條能讓我清潔牙齒的鐵絲。” 聽起來像是有東西卡在我的齒縫中, 而我實際上是需要一條牙線。事實上, 我的舌頭是麻痹的,牙齒完全沒事。蕾哈娜的造訪是我唯一的撫慰。她吟誦治療用的禱文, 我的嘴唇也開始能隨之開合, 並在結束時說出無聲的“阿敏”（Amin, 穆斯林的“阿門”）。電視機總是關著的。隻有一次, 他們讓我看《廚神當道》,我以前在明戈拉時會定時觀看, 也為之著迷, 但我眼中所看到的一切仍舊很模糊。一段時間以後, 我才知道是醫生不準任何人帶報紙進來給我, 或告訴我任何事情, 他們擔心我會因此而精神受創。
我很擔心父親是不是死了。於是菲奧娜帶了份一星期前的巴基斯坦報紙給我, 上麵有一張我父親正在與基亞尼將軍說話的照片,在他們的身後, 一個戴著披肩的人和我的弟弟坐在一起。我隻能看到她的雙腳。“那是我母親!” 我這樣寫道。
那天稍晚, 賈維德醫生帶著手機進到病房。“我們要打電話給你的父母。” 他說。我的雙眼難掩興奮。“你不可以大哭, 也不可以啜泣。” 這是他給我的建議。他很嚴肅但也非常仁慈, 仿佛他已經認識我一輩子了一樣。“我會把手機拿給你, 但你要堅強。” 我點頭。他撥了號碼, 說了幾句話, 然後把電話交到我手中。
那是父親的聲音。因為脖子上還插著氧氣管, 我無法說話, 但我很高興能聽見他說話。因為臉部受創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笑, 但我的心在微笑。“我很快就會過去,” 他答應我, “好好休息, 兩天以後我們就會到你那裏。” 後來父親告訴我, 賈維德醫生也告誡他不可以哭, 否則我們兩人會更難過。醫生希望我們能為彼此堅強。那通電話沒有講很久, 因為我父母不希望我過度疲累。我的母親則一直在電話那頭幫我祈禱。
我仍然相信, 我的家人當時沒辦法陪在我身旁, 是因為父親沒錢支付我的醫療費用。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他人還在巴基斯坦。說不定, 他正在賣我們家村裏的那塊土地, 連帶把我們的學校也脫手了。
但我們那塊地那麼小, 學校的建築與我們家的房子又都是租來的,他怎麼賣? 說不定他正在想辦法向有錢人借貸。
就算通過了電話, 我的父母還是無法完全放心。他們並沒有實際聽到我的聲音, 而且他們依舊與外界隔絕。去拜訪他們的人總會帶來前後矛盾的消息。其中一名來訪者是少將古拉姆·卡瑪, 他是斯瓦特軍事行動的領袖。“英國那邊傳來了好消息,” 他告訴父親,“我們都很高興聽到我們的女兒活了下來。” 他用“我們的”, 因為我現在已被視為“巴基斯坦的女兒”。
這名少將告訴父親, 他們正在斯瓦特境內挨家挨戶查訪, 同時也隨時監測邊境地區。他說, 他們確知對我下手的那些人, 來自一個由22 人組成的塔利班團夥, 而他們與在兩個月前槍擊紮西德·汗的是同一夥人。
父親什麼話都沒說, 他被氣壞了。長久以來, 軍方總是對外宣稱明戈拉沒有塔利班的蹤影, 他們已經把塔利班都清理光了。現在, 這名少將卻跟他說我們鎮裏有22 名塔利班, 而且存在時間至少在兩個月以上。
而且之前軍方還說紮西德·汗是因為牽涉到家族間的糾紛才會被槍擊,堅稱不是塔利班下的手。可現在, 他們又說我跟他一樣, 是被同一夥塔利班攻擊。我父親很想回他: “你們知道塔利班藏身在我們河穀中的消息已經兩個月了, 你們知道他們想殺了我女兒, 而你們竟然沒有阻止他們?” 但他知道, 這麼說並不會對現狀有任何幫助。
少將還告訴父親, 我恢複知覺的確是好消息, 但是我的視力出了狀況。父親被弄糊塗了。為什麼軍方會得知他不知道的消息? 他很擔心我會因此而失明。他想象他親愛的女兒, 臉上光彩熠熠, 卻終身行走於黑暗中。女兒問他: “爸爸, 這是哪裏?” 這個消息太可怕了, 他沒辦法告訴我的母親。盡管他通常守不住秘密, 特別是對母親。相反地, 他告訴真主: “我沒辦法接受這件事情。我願意分一隻眼睛給她。” 但他又轉而開始操心, 他已經43 歲了, 他自己的眼力多半也沒多好。那晚, 他輾轉難眠。第二天早上, 他詢問負責保衛我們家的少校能不能借他的手機致電朱奈德上校。“我聽說馬拉拉瞎了。” 父親絕望地告訴他。
“別聽人家胡說,” 少校回答, “如果她能讀寫, 怎麼可能看不見? 菲奧娜醫生定時會跟我彙報她的病況, 而馬拉拉最初寫的一張紙條上, 問的就是你的近況。”
在遙遠的伯明翰, 我不但視力無礙, 還要求他們給我一麵鏡子。“鏡子。” 我在粉紅本子上這麼寫———我想看看自己的臉和頭發。護士們拿給我一麵白色的小鏡子, 我現在仍把它帶在身旁。當我看見自己的臉時, 難過得無法自已。我的長發, 我過去會花上數不清的時間打點的長發, 沒了, 頭部的左半邊更是光禿一片。“我現在是短發了。” 我在本子裏這樣寫。我原先以為是塔利班下的手, 事實上幫我剃頭的卻是巴基斯坦那些不留情麵的醫生。我的臉部扭曲變形,就像有人從一邊將它往下拉扯一樣, 而在我的左眼側邊, 則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