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些時候, 一位護士來幫我點眼藥水。“你看, 卡什塔（原文為khaista, 帥哥的意思）,”母親說, “菲奧娜醫生是對的, 護士來幫馬拉拉點眼藥水了。如果她沒有希望了, 他們就不會來幫她點眼藥水了。” 另一個中槍的女孩夏息雅也被轉到這間醫院, 菲奧娜醫生替她做了檢查, 她告訴父親,夏息雅沒事。夏息雅還拜托菲奧娜醫生: “請照顧馬拉拉!”好幾台重型摩托車閃著警燈開道, 護送我們前往停機坪。直升機飛行的1 小時15 分鍾裏, 菲奧娜醫生幾乎從未落座。她全程都在忙著弄那些大大小小的儀器, 父親覺得她像是在跟那些儀器打仗一樣。菲奧娜做的正是這些年來她一直在做的事。她在英國時, 有一半的工作就是轉移重症病童, 另一半工作內容是在重症病房裏醫治這些孩子。但她從未經曆過目前這種情況, 因為不僅白沙瓦對西方人來說是個很危險的地方, 而且在上網搜尋過關於我的資料後, 她發現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病案。“如果馬拉拉有個三長兩短, 全部的責任都會落在這個白人女醫生身上。” 她後來這麼說, “如果她死了,我就等於是殺了巴基斯坦的特蕾莎修女。”
我們一降落在拉瓦爾品第, 就在軍方的保護下, 搭救護車來到一個叫作軍事心髒專科研究機構的地方。父親再度情緒緊張起來:這裏的人懂得如何醫治頭部槍傷嗎? 但菲奧娜醫生向他保證, 這裏是全巴基斯坦最完善的重症醫療中心, 有最先進的儀器和在英國受過培訓的醫生。跟她一起從伯明翰來的兩個護士已經在這裏等候了,也已經向心髒科的護士解釋了處理頭部槍傷必要的流程。因為看起來, 我開始對輸血產生嚴重的排斥反應, 他們花了三個小時, 更換我的抗生素和動靜脈管。最後, 他們終於宣布我的狀況穩定下來了。
整間醫院都被封鎖, 醫院外還有一整個軍營的士兵守護, 屋頂上甚至還有狙擊手。所有人都不準進入醫院。醫生必須穿上製服,隻有直係親屬被允許探視病人, 所有進出的人員都要經過嚴格的安檢。他們指派了一位陸軍少校亦步亦趨地跟著我的父母。我父親很害怕, 我舅舅則一直說: “要非常小心, 這些人之中可能有人是間諜。” 他們準備了三間軍方宿舍來安置我的家人, 沒收了所有人的手機。他們說這是為了安全起見, 但也有可能是為了阻止父親與媒體進行聯係。從宿舍到醫院, 隻有短短一小段路。但每次,父母都必須通過對講機獲得批準, 這就至少要花上半小時的時間。甚至在他們穿越宿舍草坪去餐廳用餐時, 也有警衛跟在身邊。所有訪客一律禁止進入, 連總理想來看我都被拒絕。這裏的安全措施似乎無懈可擊, 但是在過去三年裏, 塔利班曾成功滲入並攻擊受到最高層級保衛的軍事機構: 邁赫蘭海軍基地、卡馬拉空軍基地, 還有同在這條路上的陸軍總部。
我們都有被塔利班攻擊的危險。有人告訴父親, 我的兩個弟弟也不能幸免於難。父親很擔心。後來, 胡沙爾被帶到拉瓦爾品第和他們會合。宿舍沒有計算機或網絡, 隻有一位很親切的廚師———亞欣·馬瑪, 他幫我父母帶來報紙或其他所需用品。亞欣告訴父母,能為我的家人準備膳食讓他感到很榮幸。我的家人對此很感動, 向他說了不少我們的故事。亞欣希望用美食減輕我的家人承受的痛苦。因為大家都沒有胃口, 亞欣便努力烹製各種美味至極的餐點、蛋糕和甜點來吸引他們。一天吃飯的時候, 胡沙爾說餐桌上隻有四個人,感覺空落落的。少了我, 讓他們覺得這個家不再完整。
從亞欣帶來的報紙中, 父親了解到國際社會對這次槍擊案的反應非常強烈。全世界好像都憤怒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這是“非常惡劣且懦弱的行為”。奧巴馬總統表示這起攻擊事件“應該受到譴責, 令人反感, 這是一場悲劇”。但巴基斯坦內部有些意見就沒有這麼正麵了。有些報道稱我為“和平的偶像”, 但有些報道一如既往地說這是一場陰謀, 甚至還有些博客質疑我中槍的真實性。被捏造出來的假消息很多, 特別是來自烏爾都媒體的報道, 比如他們說我批評蓄須習俗。反對我的聲浪中, 包括一位宗教黨派———伊斯蘭大會黨———的女議員羅喜拉·誇茲醫生。她說我是美國的傀儡, 還拿出一張我與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大使的合照, 證明我“跟美國軍事高層過從甚密”!
菲奧娜醫生則是我們的定心丸。母親隻會說普什圖語, 所以聽不懂她說的話。但菲奧娜醫生每次走出我的病房時, 都會豎起大拇指, 說聲“很好!” 對我父母來說, 她不再隻是一位醫生, 還負責傳達關於我的最重要的消息。她會耐心地坐下來, 請我父親仔細解釋所有細節給我母親聽。父親對此簡直不敢置信, 他感到非常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