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 他對朱奈德上校說, “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裏? 我以為我們要去普通民眾的醫院。” 接著他問道: “拜托你, 可以請墨姆塔茲醫生來嗎?”
“這怎麼行?” 不出意料, 朱奈德上校回答時, 好像被冒犯了的樣子。
後來我們才知道, 雖然他看起來很年輕, 其實已經有13 年的腦神經外科從業經驗, 而且他也是巴基斯坦軍方最有經驗、獲勳最多的腦神經外科醫生。為了獲得使用更先進的醫療器材的機會, 他追隨同為軍方醫生的叔父的足跡, 加入軍事醫療機構。白沙瓦的軍事綜合醫院位於軍方與塔利班交火的前線, 朱奈德醫生每天都要麵對槍傷和爆炸事件。“我已經治療過數千個馬拉拉了。” 他後來說道。
但父親當時並不知道這些, 他感到非常沮喪。“就聽你的吧,”
他說, “你是醫生。”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是觀察期, 護士監控著我的心跳和生命指數。
我偶爾會低聲呻吟、動動手指或是眨動眼睛。這時, 瑪麗安就會呼喚我: “馬拉拉, 馬拉拉。” 其中有一次, 我完全張開了眼睛。“我以前從沒注意到她的眼睛如此美麗。” 瑪麗安說。我一直躁動不安, 企圖把手指上的監視器弄掉。“不要這樣。” 瑪麗安說。
“老師, 不要阻止我。” 我輕聲說道, 就像我們還在學校裏那樣。瑪麗安老師是位很嚴格的班主任。
那天晚上, 母親跟弟弟阿塔爾趕來了。父親的朋友穆罕默德·法魯克開車四小時, 帶他們來到白沙瓦。母親到達醫院之前,瑪麗安已經打電話提醒她: “見到馬拉拉的時候, 不要哭也不要大叫。雖然你覺得她聽不見, 但她其實是可以聽見的, 要盡量保持她的情緒穩定。” 父親也打電話給母親, 要她做好最壞的準備。他想要保護她。
母親抵達時, 父親忍著淚水, 與她緊緊相擁。
“阿塔爾來了,” 母親對我說, “他來看你了。”
阿塔爾情緒激動, 哭個不停。“媽媽,” 他哭道, “馬拉拉傷得好嚴重。”母親當時處於震驚之中, 不能理解為什麼醫生不開刀把子彈取出來。“我勇敢的女兒啊, 我美麗的女兒啊。” 她喊道。後來因為阿塔爾實在太吵鬧了, 醫護人員把他們帶到醫院的軍方宿舍安置。
醫院外麵聚集著形形色色的人, 有政客、政府高層、首席部長,甚至連省督都來了。他們都是來表達對我的同情。但父親被這些人搞得不知所措。省督給了父親十萬盧比, 作為我的醫療費使用。根據我們的傳統, 如果家裏有人去世了, 有高官來慰問是一件很光榮的事。但現在父親卻很煩躁。他認為這些人之前完全沒有保護我,現在也隻是在等我死去而已。
後來, 他們吃飯時, 阿塔爾打開了電視, 父親立即就關掉了。
那時, 他無法承受再看到有關我被攻擊的新聞節目了。等他離開飯廳, 瑪麗安再次打開電視。每個頻道都是我的畫麵, 配上祈禱和感人的詩句, 好像我已經死了一樣。“我的馬拉拉, 我的馬拉拉啊!”母親大哭起來, 瑪麗安也淚流滿麵。
到了大約午夜時, 朱奈德上校把父親叫到重症加護病房外麵。“齊亞烏丁, 馬拉拉的腦部腫起來了。” 父親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朱奈德上校告訴父親, 我的情況惡化了: 我的意識開始模糊, 也再次開始吐血。他送我去做了第三次斷層掃描。掃描結果顯示大腦的腫脹程度很危險。
“但子彈不是沒有射中大腦嗎?” 父親問。
朱奈德上校解釋說: 我的頭骨裂開, 碎片掉進大腦裏, 我的大腦受到震蕩, 導致大腦開始腫脹。他必須移除部分頭骨, 給腫脹的大腦一點空間, 不然我會腦壓過高。“我們必須立即進行手術, 她才有存活的機會。” 他說, “如果我們不動手術, 她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我不希望以後當你回想此刻, 會後悔自己沒有采取行動。”
切除頭骨對於父親來說十分恐怖。“她能撐過去嗎?” 他絕望地問道, 但並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複。
朱奈德上校的這個決定非常勇敢, 但他的主管不同意, 有人告訴他的主管我應該被轉到國外治療。這是一個對我來說真正生死攸關的決定。父親同意開刀, 朱奈德上校表示他會找墨姆塔茲醫生來協助。簽下手術同意書的時候, 父親的手顫抖不已。同意書上白紙黑字地寫著: 患者有死亡的風險。
淩晨一點半左右, 手術開始了。母親和父親坐在手術室外麵。“噢, 主啊, 請你讓馬拉拉康複吧。” 父親祈禱道。他向真主提出交換條件。“就算讓我住在撒哈拉沙漠也沒關係, 我需要她張開眼睛;沒有她我活不下去。噢, 主啊, 把我剩下的生命都讓給她吧, 我已經活得夠久了。請讓她活下去吧。”
最後, 母親打斷了他的祈禱。“真主沒那麼小氣,” 她說, “他會把我的女兒完好如初地還給我。” 她手捧《古蘭經》, 連續數個小時麵向牆壁站立, 不斷地誦念經文。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有誰像她這樣禱告。” 瑪麗安說, “這樣的禱告, 真主肯定會回應的。”
父親試著強迫自己不要回想過去, 不要懷疑自己是不是不該讓我公開演講和參加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