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升機的下方, 母親正站在屋頂上, 舉目眺望。當她聽到我受傷的消息時, 正在跟烏爾法老師學認字, 努力辨認著“書” “蘋果” 這些字。一開始傳回來的消息非常混亂。她起初以為我出了意外, 傷到了腳。她跑回家告訴當時暫住在我們家的外婆, 請求外婆馬上幫我祈禱。我們相信真主對長者的祈禱會更加關注。然後, 母親注意到我早餐吃剩的荷包蛋還放在桌上。到處都是我獲獎時所拍的照片, 她不喜歡這些照片。她看著這些照片, 啜泣起來, 到處都是馬拉拉。
很快, 家裏就聚集了許多婦女。在我們的文化裏, 如果有人去世了, 婦女就會來到亡者的家中, 而男性則會前往會堂———不隻是家人和朋友之間會這樣, 而是整個鄰近地區的人都會這麼做。
這麼多人來到家裏, 母親驚呆了。她坐在祈禱的毯子上, 誦念著《古蘭經》。她告訴其他婦女: “別哭, 快祈禱!” 放學後走路回家的阿塔爾衝進家門, 他打開電視, 收看有關我中槍的新聞。然後,他打電話給胡沙爾, 兩人一起哭了起來。電話響個不停。人們安慰母親說, 雖然是朝著我的頭部開槍, 但子彈隻是擦傷額頭而已。母親被各種各樣的消息弄得很困惑。一開始是說我的腳受傷了, 然後又說我的頭部中槍。她覺得, 她沒有去醫院看我, 我一定會覺得很奇怪。但其他人勸她不要去, 因為我要麼死了, 要麼在準備轉院。
父親的一個朋友打電話告訴她, 我被直升機帶去白沙瓦了, 要她搭車過去會合。有人在現場撿到我的鑰匙, 拿來交給她, 這令她幾近崩潰。“我不要什麼鑰匙, 我要我的女兒!” 母親哭喊道, “沒了馬拉拉, 要鑰匙有什麼用?” 然後, 他們聽見了直升機的聲音。
直升機停機坪離我們的家隻有1． 6 公裏遠, 所有在場的婦女都衝上了屋頂。“一定是馬拉拉!” 她們說。當直升機在上空盤旋時,母親解下她的頭巾———這對一個普什圖女人來說是非常罕見的行為。
她雙手捧著頭巾, 將它高舉到空中, 好像是要獻給什麼人那樣。“主啊, 我將她托付給您。” 她向著天空說, “我們沒有警衛, 您就是我們的守護者。我懇求, 她在您的看顧之下, 您會把她帶回家。”在直升機裏, 我口吐鮮血。父親嚇壞了, 以為我內髒出血。他的希望開始慢慢破滅。但接著, 瑪麗安發現我試著要用頭巾擦嘴。
“你看, 她還有意識!” 她說, “這是最好的征兆。”
當我們抵達白沙瓦時, 他們都以為我們要去瑞丁夫人醫院, 人們向父親推薦了那裏的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墨姆塔茲醫生。但我們卻被帶到CMH, 也就是軍事綜合醫院。CMH 是一座巨大的磚造醫院, 從英國占領時期就存在了, 有六百張床位。醫院正在進行擴建, 要蓋新的大樓。白沙瓦是FATA 的入口, 自從2004 年軍方開始進入FATA 地區後, 醫院就一直忙於治療傷兵和市內外頻繁發生的自殺式炸彈案件的受害者。和國內許多地方一樣, CMH 四周有許多水泥碉堡和檢查哨, 以保護醫院免受自殺式炸彈襲擊者的攻擊。
我被緊急送往位於一棟獨立建築裏的加護病房。護士室牆上的時鍾顯示, 時間剛過下午五點。我被推進玻璃牆隔離的監護病房,護士幫我打上點滴。隔壁房裏躺著一個士兵, 他在一次攻擊中被嚴重燒傷, 還被炸斷了一條腿。一位年輕男子自我介紹, 說他是朱奈德上校, 是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父親更加忐忑不安了。他覺得這個男子看起來太年輕, 不像一位醫生。“她是你的女兒嗎?” 上校問道。瑪麗安假裝稱是, 這樣她才得以一起進到病房。
朱奈德上校幫我做了檢查。我有意識, 而且很驚慌, 但我無法說話, 也無法對任何事物做出反應。我的眼睛在不停眨動。朱奈德上校為我縫合了左邊眉毛上方的傷口, 但他驚訝於掃描時未發現子彈。“有子彈進入的傷口, 就一定會有射出口。” 他說。他用手撫觸、檢查我的脊椎, 發現子彈卡在左肩胛骨旁邊。“她一定是彎下身子了, 所以子彈卡在這兒。” 他說。
他們又為我做了一次斷層掃描。然後, 上校把父親帶到他的辦公室, 掃描結果掛在辦公室的牆上。他說, 斯瓦特的醫生隻做了單角度的掃描, 這次掃描顯示受傷的程度很嚴重。“齊亞烏丁, 斷層掃描顯示子彈經過的地方離大腦很近。” 他說, “骨頭的細微碎片傷到了腦膜。現在我們隻能祈禱, 等著看看狀況如何。目前, 我們暫時不會進行手術。”
父親更加焦慮了。斯瓦特的醫生讓他不要擔心, 而現在又好像變得非常嚴重。如果情況危急, 他們為什麼不趕緊給馬拉拉動手術?軍事醫院讓他感覺很不自在。在巴基斯坦, 因為軍政府多次掌權,人民對於軍方都抱有防範心理, 斯瓦特的人民更是如此。父親的一個朋友打電話告訴他說: “把她轉出那家醫院吧。我們可不想讓她成為第二個國家烈士, 就像利亞格特·阿裏·汗那樣。” 父親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