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的春夏之際, 怪事接二連三發生。陌生人來到家中, 問一些和我的家人有關的問題。父親說那些人都是幫情報部門工作的。
而父親與斯瓦特和平組織在我們學校舉行了一場反對軍方幹預明戈拉住民與我們社區的自禦委員會組織夜間巡守隊的聚會之後, 陌生人來得更勤了。“軍方說這裏很祥和,” 父親說, “那為什麼我們還需要巡邏小組與夜間巡守呢?”
在那之後, 由父親一位管理與女權有關的非政府組織的朋友讚助, 我們學校為明戈拉的孩子們舉辦了一場繪畫比賽。參賽作品要能展現出性別平等, 或能凸顯出女性遭受歧視的情況。那天早上,兩個來自情報部門的男人來到我們學校見我父親。“你們學校在搞什麼鬼?” 他們質問。
“這是一所學校,” 父親回答, “我們舉辦了一場繪畫比賽, 就像我們會舉辦辯論比賽、烹飪比賽和作文比賽一樣。” 這些男人變得非常憤怒, 我父親也是。“每個人都知道我為人處世的方式!” 他說,“你們為什麼不去做點正事, 找到法茲魯拉, 和那些雙手因沾滿斯瓦特人的鮮血而猩紅的凶手們?”
那次的齋月, 瓦基爾·汗, 父親一位住在卡拉奇的朋友準備了一些衣物, 要送給窮苦人, 他希望我們能幫忙發放。我們在大廳發送這些衣物。但活動還沒開始, 情報人員就來了, 並質問: “你們在做什麼? 誰把這些衣服拿來的?”
7 月12 日那天, 我滿14 歲, 按照伊斯蘭教義, 我已經是一名成年人。伴隨著我的生日而來的, 是新聞報道塔利班殺死了斯瓦特歐陸酒店老板的消息。他是和平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他是在剛離開家,準備前往他位於明戈拉市集的酒店時遇害的。塔利班在一個空曠處向他發起突襲。
再一次, 人們開始擔憂塔利班已悄然潛回。但不同於2008—2009 年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情況, 這次, 隻有那些公然反對武裝分子或軍方實施高壓手段的人, 受到生命威脅。
“塔利班並非如我們所想, 是一個有組織的勢力。” 當他們在談論這件事情時, 父親的朋友希達亞圖拉這麼說, “它是一種心態, 而這種心態在巴基斯坦隨處可見。無論這個人是反對美國、反對巴基斯坦當局, 還是反對英國法治, 他都已經深受塔利班的影響了。”
當父親接到一通來自新聞頻道的記者梅赫布打來的警告電話時,已是8 月3 日的深夜。他是父親的朋友紮西德·汗的侄子。紮西德·汗經營的旅館在2009 年遭受恐怖攻擊。人們以前都說紮西德·汗與我父親皆被標注在塔利班的雷達上, 早晚會被奪走性命。
他們唯一猜不到的是誰會先喪命。梅赫布告訴我們, 他的伯父那天在去家附近大街的清真寺參加當天最後一次祈禱———夜禱時, 被人開槍擊中麵部。
聽到這則消息, 父親說他頓時感覺腳下空落落的。“那感覺好像我才是那個中槍的人,” 他說, “我很清楚, 下一個就輪到我了。”
我們哀求父親不要去醫院探望, 時間太晚了, 而且襲擊紮西德·汗的人很可能就等在那裏, 等他自投羅網。但父親說他若不去的話就是一名懦夫。有幾個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朋友主動表示願意陪他前往, 但他認為, 如果還要等這些人的話, 時間會拖得更晚,所以他打電話請我的表哥載他過去。母親開始禱告。
當他抵達醫院時, 隻有另一名斯瓦特和平組織的成員在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