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了一身粉紅色的衣服去參加那場活動, 並且第一次公開提到我們是如何無視塔利班的命令, 偷偷地繼續去上學。“我知道教育的重要性, 是因為有人曾經從我的手中強行奪走了我的筆和書。” 我說道, “但斯瓦特的女孩們誰都不怕, 我們還是繼續接受教育。”有一天在學校裏, 班上同學告訴我: “你贏了大獎啊, 有50 萬盧比的獎金!” 當父親告訴我, 政府把第一屆國家和平獎頒給了我時, 我簡直不敢相信。那天來了好多記者, 學校變成了一座新聞電台。
頒獎典禮於2011 年12 月20 日舉行, 地點是總理的官邸。總理官邸坐落於山丘上, 是憲章大道盡頭白色別墅群中的一座。在上次伊斯蘭堡的旅行中, 我們曾參觀過那棟房子。這時候, 我已經習慣與政治人物會麵了。雖然父親一直跟我說吉拉尼總理出身於聖人家庭, 企圖擾亂我的心情, 我還是一點兒也不緊張。總理向我頒發了獎杯和支票後, 我則向他呈遞了一大串的請求清單。我告訴他, 我們需要重建學校, 斯瓦特還需要一所女子大學。我知道他不會把我的請求當真, 所以也沒有逼得太緊。我心想: 有一天, 我會成為政治人物, 親自去實現這些願望。
政府決定, 這個獎項每年頒發一次, 對象是18 歲以下的孩子,並將這個獎項命名為“馬拉拉獎”, 以表彰我的作為。我發現父親對此不是很高興。他和大多數普什圖人一樣, 有點迷信———在巴基斯坦, 我們並不習慣在某人還在世的時候, 用其名字命名事物, 作為讚譽。我們隻會對過世的人這麼做, 所以他覺得這件事不是個好兆頭。
我知道母親不喜歡這個獎, 因為她怕我因為出名而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她自己從不在公開場合露麵, 甚至連拍照都不願意。她是一個很傳統的女性, 而這樣的行為是我們流傳幾個世紀的美德。如果她打破傳統, 就會受到大家, 特別是來自家族成員的指責。她從未對我和父親所從事的事業表示過反對意見, 但當我得獎後, 她說:“我不要什麼獎, 我隻要我的女兒。就算拿全世界來換我女兒的一根眼睫毛, 我也不會答應的。”
父親辯解道, 他的初衷其實隻是想開辦一所學校, 讓孩子們來學習而已, 逐步介入政治運動和推動教育事業都是順勢而為。“我唯一的野心,” 他說, “就是在我的能力範圍內, 教育我的孩子與我的國家。但是當國家領導人裏有一半都在說謊, 而剩下的一半都在與塔利班合作時, 我已經別無選擇, 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
回到家中, 我被告知有一大堆記者等在學校裏, 準備采訪我,我得穿得體麵一些才行。起初, 我想穿一件很漂亮的裙子。但後來我決定還是穿一套普通一點兒的服裝接受采訪, 因為我想讓大家將注意力集中在我想要傳達的思想, 而不是我的服裝上。當我來到學校時, 發現大家都精心打扮過了。“驚喜!” 我走進學校時, 他們大聲喊道。原來他們籌了一筆錢, 為我舉辦了這場派對。派對上有個很大的白色蛋糕, 上麵用巧克力糖霜寫著“永遠成功”。和朋友們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悅, 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我知道, 班上的每個女孩如果能得到父母的支持, 也都能做到我目前所做的事。
“你們現在可以回去上課了,” 派對結束時, 瑪麗安女士說道,“3 月舉行考試。”
但那年卻有個令人難過的結尾。在我獲獎五天後, 寶苞阿姨,也就是我母親的姐姐突然過世了, 她還不到50 歲。她是一名糖尿病患者。一天, 她在電視上看到一則廣告, 說在拉合爾有個醫生有秘方醫治糖尿病, 便說服姨丈帶她去看那個醫生。不知道醫生給她注射了什麼, 她突然休克, 然後便過世了。父親說那個醫生是江湖郎中,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繼續與無知奮鬥的原因。
到了年底, 我存了不少錢。總理、旁遮普首席部長、開伯爾-普什圖省首席部長, 還有信德省政府, 分別給了我50 萬盧比。陸軍少將古拉姆·卡馬爾也捐了10 萬盧比, 為學校興建化學實驗室和圖書館。我想起在曆史課上學到過, 每次軍隊打了勝仗, 會享受他們的戰利品或是獎賞。我開始了解到我獲得的獎項和取得認可的意義。
但這些都是過眼雲煙, 沒有太大意義。我需要將注意力集中在繼續鬥爭這件事上。
父親用存的錢為我買了張新床和一個新的衣櫃, 然後付錢讓母親去植牙, 並在香拉縣買了一塊地。我們決定把剩下的錢花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我想成立一個教育基金會。從我看到在垃圾山以撿垃圾為生的孩子們那天起, 這個想法就一直在我心裏揮之不去。我忘不了在垃圾山看到的黑色大老鼠, 還有蓬頭垢麵的女孩依序把垃圾分類的畫麵。我們召集了21 名女孩, 舉辦了一次會議, 重點在於推行讓斯瓦特每個女孩都能上學, 並把首要對象鎖定在流落街頭的孩子和童工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