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絕望地試圖挽救他們僅有的一點兒資產, 設法將他們的家畜搬移到高地上, 但洪水泡爛了他們采收的玉米, 摧毀了果園, 淹死了許多水牛。村民們束手無策。他們沒有電力, 那些臨時水電設施都已被衝得支離破碎。充滿殘骸和碎磚的河水黃褐渾濁, 缺乏幹淨的水源。河水洶湧而猛烈, 甚至將水泥建築擊成瓦礫。沿著主要道路而建的學校、醫院、發電廠全部被夷為平地。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斯瓦特人沿河而居, 已有三千年的曆史了, 我們一直將印度河視為我們的命脈, 而不是威脅; 視我們的河穀為世外桃源。現在, 正如我的表弟索爾坦·羅姆所言, 我們這裏已經變成了“悲傷之穀”。先是地震, 其次是塔利班, 接著是軍事行動, 然後現在, 我們正要開始重建, 無情的洪水又洶湧而至, 衝走了我們所有的努力。人們無助地擔心塔利班會趁著混亂的局勢, 重回我們的河穀。
父親通過朋友和斯瓦特私校協會募得善款, 購買食物及醫療用品寄送到香拉縣。我們的朋友西莎和部分我們在伊斯蘭堡遇見的政治積極人士來到明戈拉, 捐贈大量金錢。但正如地震期間一樣, 首批帶著醫療用品抵達更偏遠及隔離地區的, 主要還是來自伊斯蘭宗教團體的誌願者。許多人說, 洪水是真主對我們最近舉辦慶典時又唱歌又跳舞所降下的懲罰。唯一值得安慰的是, 這次再也沒有電台幫助散布這種言論!
當這些痛苦還在繼續, 人們失去了他們心愛的人、他們的家園與他們的生計時, 我們的總統阿西夫·紮爾達裏卻在法國的一間城堡裏度假。“我很困惑, 爸爸,” 我問父親, “到底是什麼東西阻擋了我們國家的政治家們去做善事? 為什麼他們不希望我們的人民安全,擁有食物和電力呢?”
繼伊斯蘭宗教團體之後, 主要的幫助來自軍方。不隻是我們自己的軍隊, 美國人也派直升機前來相助。不過此舉卻引起部分民眾的疑心。一種傳言認為巴基斯坦此次遭受的大毀滅, 是美國人使用一種叫作HAARP（HAARP, High Frequency Active Auroral Research Program, 高頻主動式極光研究計劃） 的技術造成的, 它能在海底製造出巨大的波浪,以淹沒我們的國土。接著, 他們再以提供救援為擋箭牌, 順理成章地進入巴基斯坦, 獲取我們所有的機密。
雨水終於停了, 但生活依舊非常艱辛。我們沒有幹淨的飲用水和電力。8 月, 明戈拉發生了第一起霍亂病例。很快, 醫院外麵就搭起了帳篷, 裏麵擠滿患者。因為獲取補給品的道路被切斷, 那一點點可以果腹的食物就變得異常昂貴。正是收獲桃子和洋蔥的季節,農夫們盡全力搶救他們的作物。許多人為此甘冒生命危險: 利用橡皮船穿越不停翻卷的高漲河水, 試著把他們的作物運到市場。當我們發現市場上有桃子賣時, 都非常開心。
這次的國際援助比以往的都少。西方發達國家正在經曆經濟危機, 而總統紮爾達裏的歐洲度假行也使得西方國家對巴基斯坦的同情心降低了。一些國家的政府指出, 巴基斯坦的多數政客都不繳納所得稅, 所以還要他們這些國家捉襟見肘的納稅人幫忙出錢賑災,有些不合情理。而且, 在塔利班的發言人要求巴基斯坦政府拒絕接受來自基督徒及猶太人的幫忙之後, 一些國際救援機構開始擔心他們員工的人身安全。沒有人敢懷疑塔利班言出必行的程度。前一年的10 月, 位於伊斯蘭堡的“世界食物計劃” 的辦公室遭到轟炸, 五名援助工作者因此而死亡。
在斯瓦特, 我們開始看到更多的征兆, 證實塔利班從未真正離開。有兩所學校被炸毀, 三名來自基督教團體的外籍救援工作者在回到他們位於明戈拉的總部時被綁架, 隨後被殺害。我們陸續收到更多驚人的消息: 我父親的朋友穆罕默德·法魯克醫生, 也是斯瓦特大學的副校長, 被兩名闖進他辦公室的槍手殺害。法魯克醫生是一名伊斯蘭學者, 更是伊斯蘭大會黨的前任成員, 也是反塔利班化的最有力人士之一。他甚至還曾簽署一項反對自殺式襲擊的伊斯蘭教令。
我們再次感到灰心與恐懼。當我們淪為IDPS 時, 我曾想過要成為一名政治家, 現在, 我知道這個選擇是正確的。我們國家麵臨了太多危機, 但沒有一個真正的領導者下定決心去解決。
17祈禱再長高些
到了13 歲之後, 我就再也不長了。一直以來, 我都比實際年齡顯得成熟些, 但突然間, 我身邊所有的朋友都比我高了。我是班上30 位同學中最矮的三個女孩之一。當我與朋友們在一起時, 總覺得難為情。每天晚上, 我都向真主安拉祈禱能再長高些。我用尺和鉛筆在臥室的牆上記錄下自己測量的身高。每天早上, 我都會靠在牆上, 檢查自己是否長高了些。但那鉛筆畫下的記號固執地停在1.5米高的地方。我甚至答應真主, 如果我能再長高一點點, 我就會再多做一百次raak at nafl（除了每日必須要進行的禱告以外, 自願額外進行的禱告）, 在原本每日五回的禱告基礎上心甘情願地增加一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