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表過多次演說, 但因為我實在太矮了, 讓人很難感到權威。
有時我幾乎看不到講台外麵。雖然我並不喜歡高跟鞋, 但也隻好開始穿了。
那年開學時, 我們班上一個女孩沒有再回到學校上課。剛進入青春期, 她就被嫁掉了。雖然她的個頭比同齡的女孩子們高些, 但也不過13 歲而已。再後來, 我們聽說她生了兩個孩子。我在化學課堂上一邊背誦碳氫化合物的分子式, 一邊做起白日夢, 想象著如果開始不上學, 隻是照顧丈夫的日常生活, 會是怎樣。
現在, 塔利班已經不再占據我們全部的思想, 但也不可能被完全遺忘。我們的軍隊本來就經營著很多奇怪的副業, 比如生產玉米片和肥料, 現在甚至開始拍攝起肥皂劇。巴基斯坦各地民眾都迷上了一部黃金時段播出的電視劇《迅雷尖兵》, 劇情再現了現實生活中發生在斯瓦特的交戰情節。
在與武裝分子交戰過程中, 有一百多名士兵死亡, 九百多人受傷, 他們希望得到作為英雄的待遇。雖然這些人犧牲了自己, 挽回了政府的權力, 政府卻遲遲不做出回應。我下課回家時, 常常會看到幾個眼淚汪汪的婦人在我們家裏。戰爭期間, 有數百名男性失蹤,據猜測是被軍隊或是ISI 帶走了, 但沒有哪個單位願意證實。婦女們無從得知任何消息, 她們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或兒子究竟是生是死。有些人處於非常絕望的處境之中, 因為她們完全沒有自我謀生的能力。我們這裏的婦女唯有在丈夫被宣布死亡時才被允許改嫁, 丈夫失蹤是不可以的。
母親為她們泡茶、準備食物。她們到我家來, 是希望得到父親的幫助。父親是斯瓦特和平組織的發言人, 他發揮了人民與軍隊之間橋梁的作用。
“我隻是想知道我丈夫是不是還活著。” 我看到其中一個女人這樣哀求著, “如果他們已經殺了他, 我就能把孩子送到孤兒院了。但現在我的身份既不是寡婦, 也不是妻子。” 另一位女人告訴我, 她的兒子失蹤了。她說這些失蹤的男人沒有跟塔利班合作, 可能隻是在接到命令時, 給了塔利班士兵一杯水或是一點兒麵包。但是塔利班首領們都逃脫了, 而這些無辜的男人們卻被收押。
學校裏有位老師, 就住在離我們家走路十分鍾距離的地方。她的一個兄弟被軍隊帶走, 被銬上腳鐐並遭到拷問, 然後被關進冰箱裏凍死。他與塔利班分子毫無瓜葛, 不過是家小店的老板而已。後來軍隊向她道歉, 說他們搞錯名字了, 抓錯了人。
不隻是貧窮的婦女們來到我們家求助。一天, 一位商人從波斯灣的馬斯喀特遠道趕來。他告訴父親, 他的哥哥和五六個侄子全都失蹤了, 他想知道他們是不是還活著, 這樣他才能展開尋人計劃,或者幫這些人的妻子改嫁。這些人之中有一位是毛拉, 父親動用了點兒關係, 讓他被釋放出來。
這樣的事情不隻發生在斯瓦特, 我們聽說在巴基斯坦全境, 共有數千人失蹤。許多人到法院外麵抗議, 張貼失蹤親人的海報, 但往往一無所獲。
這時候, 我們的法院正在忙著處理別的問題。巴基斯坦有一條法令, 叫作《瀆神法》, 以保護《古蘭經》不受褻瀆。在齊亞·哈克將軍推廣伊斯蘭化時期, 這條法令特別嚴格, 任何人隻要“汙蔑先知之名”, 就會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
2010 年11 月的一天, 一則新聞報道稱一名基督教女子愛莎·比比被處以絞刑。她是個可憐的母親, 有五個孩子, 在旁遮普的一個村子裏靠摘水果維生。在一個大熱天, 她去接了水給同事喝, 但有些人拒絕喝她拿來的水, 並說因為她是基督徒, 水就“不幹淨” 了。
他們相信身為穆斯林, 如果和基督徒一起喝水, 就會被“玷汙”。這些人之中有一位是她的鄰居, 她很生氣地指責愛莎·比比的山羊汙染了她的水源。她們最後吵了起來, 當然, 就跟在學校裏鬥嘴一樣,每個人的版本都不同, 大家各說各話。其中一個版本是鄰人試圖說服愛莎·比比改信伊斯蘭教。她回答道: 耶穌因為基督徒犯下的罪行而被釘上十字架, 先知穆罕默德又為穆斯林做了些什麼? 她的一位同事把這件事彙報給當地教長, 教長報警。她被關了一年多, 案子才被送上法庭, 最後她被判處了死刑。
因為穆沙拉夫將衛星電視合法化, 我們的電視現在能看很多頻道。突然間, 我們就可以在電視上目睹這些事件的始末。這起事件遭到世界範圍內的強烈抗議, 所有的談話節目都在討論該事件。旁遮普省的省督薩爾曼·塔希爾站在愛莎·比比一邊。他曾是一名政治囚犯, 也是貝·布托的盟友, 後來成了很有錢的媒體大亨。他到監獄裏探望愛莎·比比, 並表示他認為紮爾達裏總統應該赦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