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被帶進一個大廳等候將軍。大廳的牆上掛滿了軍方所有領袖的照片。他們是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人, 包括穆沙拉夫和齊亞·哈克。一個戴著白手套的服務人員為我們送上茶、餅幹和會在我們口中融化的迷你鮮肉咖喱餃。當阿巴斯將軍進來時, 我們全體起立。
他從斯瓦特的軍事行動開始談起。他以“勝利” 兩字來形容它。
他說有128 名士兵犧牲和1600 名恐怖分子在那次行動中被擊斃。
當他說完以後, 我們可以提問題。我們被告知要提前準備問題,所以我列了一張有七八個問題的清單。西莎大笑, 說將軍可沒有辦法回答那麼多問題。我坐在前排, 是第一個被叫上前提問的。我的問題是: “兩三個月前, 你們告訴我們法茲魯拉和他的副手中彈受傷, 然後你們說他們在斯瓦特, 後來你們又說他們在阿富汗。他們怎麼去到那裏的? 如果你們有那麼多消息來源, 為什麼你們抓不到他們?”
他花了大概10 到15 分鍾回答我的問題, 而我根本沒聽明白他的答案是什麼! 接著我問到重建的問題, “軍方一定要為河穀的未來做點什麼, 而不是僅僅集中在軍事行動上。”
莫妮巴問了類似的問題。“誰會重建這些建築和學校?”
將軍用一貫的軍事化口吻回答: “在行動結束之後, 一開始我們得先恢複, 接著開始重建, 然後是維持並將其轉交給政府部門。”
女孩子們明確表示了自己的願望: 希望看到塔利班受到應有的製裁, 但我們得到的答案令我們無法確信會看到這樣的結果。
最後, 阿巴斯將軍向我們一部分人分發了他的名片, 並告訴我們, 如果需要什麼東西, 可以與他聯絡。
最後一天, 我們所有人都得在伊斯蘭堡的俱樂部演講, 與聽眾分享生活在塔利班統治下的河穀的個人經曆。莫妮巴在演講時無法抑製自己的淚水, 很快, 大家都開始啜泣。
在伊斯蘭堡, 我們得以獲取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體驗。在我的演講中, 我告訴觀眾, 直到我欣賞過英文話劇, 才知道原來巴基斯坦有這麼多能人異士。“現在我們知道, 我們不用再看印度電影了。”我開玩笑地說。
我們在伊斯蘭堡度過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時光。回到斯瓦特時,我對未來充滿希望。齋月期間, 我在花園裏種下了一顆杧果種子,因為那是齋戒結束後人們最愛吃的水果。
但父親卻遇到了一個大麻煩。在我們淪為國內難民的那幾個月中, 學校關閉了, 他收不到任何學費, 但老師們仍希望能拿到薪水。
算一算, 這筆支出超過100 多萬盧比。所有的私立學校都遇到了相同的問題。有一所學校給老師們發了一個月的薪水, 但大多數學校都無計可施, 因為校方付不出錢來。胡沙爾學校的老師們需要收入,他們有自己的開銷, 而其中的一位赫拉小姐準備要結婚了, 她需要這份薪水來支付婚宴的費用。
父親陷入困境。然後, 我們忽然想起阿巴斯將軍和他的名片。
正是因為軍方驅逐塔利班的行動, 我們才被迫離開, 才陷入目前的困境。所以, 瑪麗安女士和我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阿巴斯將軍, 解釋現在的情況。他很慷慨, 寄給我們110 萬盧比, 父親因此得以支付每個教師三個月的欠薪。教師們都非常開心, 很多人從未一次性拿到過這麼多錢。赫拉小姐含淚感謝我父親, 她的婚禮可以依照原先的計劃舉辦了。
這並不表示我們就原諒軍方了。我們對軍方獵捕塔利班高層計劃的失敗感到非常不滿。父親和我依舊接受很多訪問。父親的朋友紮西德·汗常常與我們一起受訪, 他是斯瓦特和平組織的成員之一,同時也是斯瓦特旅館協會的主席, 所以他特別急於讓生活回到正軌,這樣旅客們才會回來。和我的父親一樣, 他也很直言不諱, 因此也遭受過不少威脅。2009 年11 月的一個晚上, 他與死神擦肩而過。受到突襲時, 他剛結束一個在環形屋與軍方將領們召開的會議, 在回家的路上。幸運的是, 他的家族裏有很多人住在該區域。他們與襲擊者發生了交火, 迫使對方撤離。
緊接著, 2009 年12 月1 日, 發生了一起針對當地相當知名的人民民主黨政治家, 同時也是開伯爾-普什圖省代表大會的成員沙姆謝爾·阿裏·汗醫生的自殺式攻擊事件。沙姆謝爾醫生經常直言批判塔利班, 當時, 他正在自己的會堂接待朋友以及選民們(那裏距法茲魯拉在伊滿德裏的總部舊址隻有不到2 公裏), 炸彈突然爆炸了。
他當場死亡, 其他9 人受傷。人們說襲擊者的年紀大約在18 歲左右。警方找到了他的腿和身體的其他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