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風暴”期間，法國社會湧現出一大批政治色彩強烈的單頁報紙。如《我控訴》（J'accuse）、《人民事業報》（LaCause du Peup le）、《革命》（Révolution）和《國際白癡》（L'I dioTinternational）等。這些隻能在街頭拐角和大學校園裏由熱情的“毛派”分子大聲叫賣的“地下”出版物對年齡在25歲以下的年輕人具有極強的吸引力，一些人甚至在廢寢忘食地閱讀它們。
在這些小報中，影響最大的首推《人民事業報》，其主辦者把自己以及追隨者比作反對納粹德國與維希政權的抵抗運動戰士，認為對被資產階級所占有的法國需要來一次“最後的打擊”。1970年4月，領導該報的兩位青年編輯讓-皮埃爾·勒唐戴克（Jean-Pierre Le Dantec）和米歇爾·勒布利斯（MicheLLe Bris）被拘押候審。同年6月的一天，當法官判他們一年徒刑的時候，學生與警方發生了衝突，並一直延續到次日淩晨。幾天後，警方包圍了印刷《人民事業報》的印刷廠，將廠主“監督拘留”，並沒收了一批印刷品。這時，工人們圍住了警車，迫使警察在放了廠主後撤走。7500份報紙則被人迅速而神秘地運走了。在這之前，薩特已同意接替被逮捕的《人民事業報》領導人出任社長。在接任社長領導職務的時候，他公開聲明說：“我在擔負起領導職務的同時，還要公開聲明，一如那些受到監禁的人那樣，我完全支持所有反映當今群眾中確實存在的強烈情緒的行動，以突出這種情緒的革命性質。如果政府想把我送上法庭，那麼它將無法掩蓋對我進行起訴的政治性質。”【10】在印刷《人民事業報》的印刷廠被抄的第二天，《人民事業報》用大號字登出了新主編的名字：讓-保爾·薩特。是日晚上，經過蒙帕納斯公墓後麵的達蓋爾街的行人可以看見，一群攝影記者和電視攝像記者圍著一對上了年紀的人，他倆正在向帶著購物袋的家庭主婦和下班的人分發《人民事業報》。這就是薩特和他的終生伴侶波伏瓦。薩特親自在街頭分發《人民事業報》的形象後來持久地被留在了人們的集體記憶之中。有關的照片甚至成了描繪法國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經典之作。同年秋天，薩特又兼任了《一切》（Tout）、《我控訴》、《革命》等刊物的負責人。
應當指出，薩特本人並非毫無保留地讚同“毛派”知識分子的觀點。事實上，他覺得“毛派”分子的指導思想或某些具體的政策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缺陷。盡管如此，薩特認為，這些人的事業是正義的，方向是對頭的。因此，他決心利用自己的聲譽和影響來保護這些刊物，使它們免遭被查封或被勒令停刊的厄運。他在接受《新觀察家》記者的采訪時還特意表示：“我特別願意接受這項臨時性工作，因為我從中看到一個鼓勵各個左派團體進行討論的辦法，不管使他們對立——使我們這部分人與那部分人對立——的矛盾如何，我們必須為保持對話而竭盡努力。”【11】這表明，薩特是試圖促進左派各種力量的團結，以壯大整個左派陣營的力量的。
1971年10月，薩特發表公開談話，評述由《人民事業報》所組織的法國工人鬥爭的情況和基本問題。同時，他還在《我控訴》上發表題為《為人民的正義性》的文章，再次表明他支持左派鬥爭的決心。1972年，薩特為一本毛派著作《毛主義者在法國》寫了一篇序言，薩特在這篇序中闡釋了他怎樣看待毛主義者，以及他同他們取得一致的緣由。薩特說，“毛主義者的自發主義意味著革命的思想源於人民，隻有人民通過實際行動使之體現並使之充分發展”。薩特特別強調毛主義者關於暴力、道德尺度的看法，指出“一個社會主義者隻能是暴力主義者，因為他給自己提出的目標是統治階級拒絕接受的。……一個革命者必須傾向於非法活動。……當資產者宣稱按‘人性’道德——工作、家庭、祖國——行事時，他隻是在掩蓋其固有的背叛道德，並試圖腐化勞動者。他永遠也不會有道德。他們完全不像工人農民，工人農民在反抗時，是完全有道德的，因為他們不剝削任何人。……左翼的老牌政黨還停留在19世紀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而‘毛派’，以他們反專製的實踐（praxis），卻在有組織地資本主義時期作為能適應階級鬥爭新形式的唯一革命力量——還在初期——出現了。”【12】這一時期，薩特還與“毛派”分子一起下廠下鄉。1972年2月，他曾到雷諾汽車工廠的車間進行鼓動宣傳。不久，他為了弄清一名該廠的工人、無產階級左派的毛主義分子皮埃爾·奧維內（Pierre Overney）在工廠門口散發傳單時被槍殺的事實真相，又特地赴該廠進行調查。【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