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2年秋天起，薩特開始致力於創辦《解放報》（Libération）的工作。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個人資金，甚至也顧不上《現代》雜誌的編輯出版工作。在他的心目中，這份新的報紙應該實際參與民主政治，是一份“人民的”報紙。同時，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這就是該報不應該像《人道報》那樣，成為黨的喉舌。次年1月，薩特在巴黎記者招待會上介紹《解放報》的宗旨和方針。接著，他又與未來的《解放報》編輯部的成員一起到裏昂舉行了又一次記者招待會，進一步闡明這份報紙的宗旨。
1974年3月，在法國舉行新的總統選舉前夕，薩特又引人矚目地發表了《造反有理》一書。【14】這本以毛澤東的名言作為書名的新著收集了薩特自1972年11月至1974年3月為止的政論性演說和談話。它體現了薩特此期在政治立場和思想觀點方麵的進一步激進化。在這些談話中，薩特主要講述自己的政治生涯，力圖闡述1968年以來左翼思想狀況，以及他與政治的關係。在他看來，參政也有理。政治生活是一種你不找它，它卻總是上門找你的東西。一個人要想真正擺脫政治，幾乎是不可能的。
該書中題為《造反有理》的這次對談，是在1972年12月進行的，與薩特對談的有皮埃爾·維克多（Pierre Victor）和菲利普·加維（Philippe Gavi）。訪談一開始，薩特就提出：“對你們來說，當然是實踐先於理論。理論如果存在，則據實踐而產生——完全合理的思想，我們都以某種方式擁有這一思想——但是實踐本身包含某一思想。重要的是行動，行動自身則被思想作為推論的基礎。於是，我們想知道你們如何在一定時機預見某項活動。你們的目的是什麼，你們怎樣構思口號、設計標語，就一定的活動而言，你們的戰略觀和策略觀是什麼——我們選擇其中任何一個。你們如何隨著十分特殊的活動從你們在某個地方沒有行動的時刻轉入你們行動的時刻。”【15】在接下來的談話中，薩特力求把“造反（révolte）”與“理性（raison）”聯係起來，強調造反與理性間的關係是政治與理性間的關係的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為此，他主張“造反有理（ONAraisoNde se révolter）”。造反是發動反抗行動，這一行動是為了實現造反意圖。造反要求造反者理智地運用和控製造反權（pouvoir de révolte），有理由有道理地進行，這就是造反理性。造反是一種行動，因此，造反理性就是行動理性或實踐理性。
跟前一時期一樣，此期的薩特並沒有把自己的社會活動局限於從事反對本國非正義社會勢力的鬥爭，而是把自己的活動範圍擴大到國際領域。
1968年10月，薩特會同羅素等西歐國家著名的知識分子，簽署了一項聲明，嚴厲譴責美蘇兩大超級大國的領導人秘密達成瓜分世界勢力範圍的默契。聲明寫道：“蘇美領導人的秘密使節威脅著人類的自由和主權。為了維護真理，必須充分揭露和擊敗美國資本主義和蘇聯官僚之間所維護的共同利益。”【16】1969年8月，當薩特在羅馬獲悉美國宇航員成功地登上月球的消息時，他一方麵肯定這是“技術上的勝利”，另一方麵也指出：當我們為我們在地球上的人類罪行如越南戰爭而感到恥辱的時候，我們並沒有太大的理由為我們征服了月球而自豪。【17】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薩特還積極支持蘇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知識分子爭取基本人權和自由的鬥爭。隨著薩特思想觀點和政治立場的日益激進化，他甚至在1974年底直接支持西德恐怖分子組織“赤軍”的活動。在他的再三堅持下，西德政府不得不同意薩特探望被捕的“赤軍”領袖。薩特在探監後，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他並不讚同“赤軍”在西德目前的社會條件下所實行的戰略原則，但他支持他們作為革命者的活動。他還說，他同情一切被監禁的革命者，強烈抗議監獄的極其惡劣的條件以及對被監禁者所施行的一些不人道的措施。1975年5月，作為“羅素法庭”執行庭長的薩特在越南戰爭結束之際，向記者發表了談話。薩特在總結了“羅素法庭”自成立以來的活動之後，對記者們表示，他所作的每一個抉擇都是對自己世界的擴展。因此，他的行動不隻限於法國。他所從事的鬥爭是世界性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