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左派知識分子隊伍的再度分化與薩特的激進化
眾所周知，1968年“五月風暴”“間接”地導致了戴高樂的下台，【1】1969年4月，在公民投票失利之後，戴高樂宣布辭職，蓬皮杜得以繼任總統。從蓬皮杜上台伊始，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蓬皮杜因身患血癌醫治無效而在總統任上猝然去世，法國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似乎是“蓬皮杜主義”的法國與“左傾”的法國之間的強烈對比。正如有法國曆史學家指出的那樣，在10年、15年、20年之後所作的多次民意測驗都表明，人們對蓬皮杜時代普遍感到滿意，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在一位地位穩固、性情寬厚的領袖領導下的經濟發展、秩序安定的時代。然而，這又是一個延續了“五月風暴”的反抗精神——這種反抗時而天真幼稚，時而深思熟慮——的不斷騷亂、對社會提出深深質疑的時代。一言以蔽之，在這一時期，否定之風可謂愈演愈烈。【2】該曆史學家還指出：時任總理雅克·沙邦-戴爾馬（Jacques Chaban-Delmas）【3】在第五共和國最保守的議會——1968年的恐怖中誕生的“無雙議會”上所作的關於“新社會”的計劃的報告，無疑為左傾分子的抗議活動火上澆油，他們四麵出擊，強烈地反對一切：教育製度、埃德加·富爾的大學改革、兵役、大眾傳媒、婦女地位、對同性戀的鎮壓、監獄監視、瘋人院和普通的精神病院。對很多人來說，革命是唯一值得為之奮鬥的前景。【4】如前所述，1968年“五月風暴”無疑是戰後法國社會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嶺。因此，在這場使法國社會和知識分子“著魔”的風暴中，尤其是在這場風暴過去之後，法國的左派知識分子隊伍也出現了一些頗為值得注意的變化。
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左派知識分子隊伍的再次分化。一些人繼續堅持激進的革命態度，甚至主張用暴力推翻戴高樂派政權。他們認為，1968年“五月風暴”之所以“失敗”，首先得歸咎於法共對於奪取政權毫無準備，對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持消極態度；其次，得歸咎於由法共操縱的，在法國工人中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法國總工會奉行的“尾巴主義”政策。簡而言之，這些知識分子大多屬於“毛派”，力主用毛澤東的思想指導用暴力手段進行的社會革命。【5】而另一些人則在對“五月風暴”的結果深感失望之餘，認為馬克思主義“欺騙”了他們。因此，他們把自己的理論偶像從阿爾杜塞、毛澤東和馬克思轉向拉康、福柯和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Aлeкcaндp Coлжeницын）【6】，從熱衷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轉向公開地反共、反馬克思主義。
在法國左派知識分子的這一新的分化過程中，薩特引人注目地站在了“毛派”知識分子的立場上。
早在運動初期，薩特就對學生們反抗當局鎮壓的暴力行為予以讚揚，認為這種暴力行為是自衛性的，是被逼出來的。薩特還公開表示了對法共想要阻止事態發展的意圖的不滿，並駁斥了法共貶低學生運動的各種言論。如針對法共對革命青年“資產階級的出身”以及“大搞無政府主義”的指責，他指出：“不管屬於資產階級與否，這些革命青年所要求的，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而恰恰是民主，一種在任何地方都還沒有成功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我之所以指責一切咒罵學生的人，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學生們表達了一種全新的要求，即對至高權力的要求。”【7】薩特還指出：“我認為，共產黨在這場危機中持一種完全不是革命的態度，甚至連改良也稱不上。”【8】他認為他們根本不夠資格去領導一場真正的革命運動。
不過，在這裏要注意的是，薩特在此時與其說要對法共進行最後的判決，毋寧說是想對法共施加壓力。薩特的下述言論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我相信，10年以後，左派目前的所有領導人將什麼也代表不了，我看不出這對非共產黨構成的革命運動及其左派有任何危險。我甚至相信，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唯一能‘突破’共產黨政策的東西，從而使人們能聽到仍然留在黨內的真正革命者的聲音，並迫使黨接受新的方向。”【9】
薩特在此期的這種政治抉擇，在很大程度上得歸因於他在“五月風暴”期間對知識分子的作用所作的思索，以及他對自己原先的知識分子觀的修正。
如前所述，在60年代中期，薩特曾反複強調，知識分子是“實踐知識的技術員”。由於知識分子始終為知識的普遍性和產生自己的統治階級的特殊性之間的矛盾所折磨，因此，知識分子是黑格爾所謂的“痛苦意識”的化身，而正是為滿足對這種痛苦意識的意識，知識分子認為自己因而可以站到無產階級一邊。然而，“五月風暴”的政治動蕩產生的巨大衝擊力，促使薩特對知識分子的作用進行了新的思考，並試圖提出新的知識分子的概念。在此時的薩特看來，新的知識分子應當從根本上對自己進行自我否定，使自己以一種新的大眾化的形象融入民眾的鬥爭之中，從而使“真正的普遍性”取得勝利。顯然，正是薩特思想觀念上的這一轉變，導致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派”知識分子的立場，並利用自己的非同尋常的聲望積極支持他們的各種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