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中期爆發的西班牙內戰給馬爾羅提供了展示其“冒險精神”的新的舞台，而他在這一過程中的種種表現則更給自己的生活曆程加添了英雄史詩般的色彩。戰爭剛一爆發，馬爾羅就親臨馬德裏、巴塞羅那等地進行實地考察。爾後，馬爾羅從法國征集了約20架飛機，親自籌建、率領“安德烈·馬爾羅國際飛行中隊”，奔赴西班牙前線，協助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抗擊佛朗哥叛軍的進攻。1937年，他創作了以他親自參加過的西班牙內戰為背景的小說《希望》（L'Espoir）【80】，書中描寫了國際縱隊中各種各樣的誌願人員，如無黨派人士、宗教界人士、個人主義者以及一時感情衝動而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人物。他們信仰不同，身份各異，都為了支持民主共和國的理想、反對法西斯主義而並肩戰鬥。馬爾羅從這場鬥爭中體會到人類希望之所在。全書充滿了英雄主義的氣概和團結戰鬥的氣氛。小說完成後，首先由法國共產黨所主辦的《今晚報》（Ce Soir）連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人民反抗納粹德國的民族解放鬥爭中，馬爾羅又一次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戰爭剛一爆發，他就報名加入了裝甲部隊，駕著坦克車在前線打仗。受傷被捕而又得以逃脫後，他托人帶信給遠在倫敦的戴高樂，要求加入“法國內地軍”的空軍部隊。1944年，馬爾羅化名“貝爾熱上校”，秘密投向遊擊區，參與遊擊隊的戰鬥。同年9月，馬爾羅在被推舉為阿爾薩斯-洛林旅的指揮官後，率領其部隊擔負了解放阿爾薩斯的任務，並且在翌年斯特拉斯堡的保衛戰中成功地擊退了德軍的反攻。在參加了斯特拉斯堡保衛戰之後，馬爾羅前往巴黎出席南方抵抗運動遊擊隊的聯合組織——“民族解放運動”的代表大會。在大會發言中，馬爾羅明確表示擁護戴高樂政府，並呼籲暫緩考慮“革命”的問題：“戴高樂將軍的政府不僅是法國的政府，而且也是祖國解放事業的政府，抵抗運動的政府。所以，它不容我們有任何懷疑……政府說得完全對：戰爭與革命是二律背反的。當此之時，對外政策問題堆積如山，法國必須供養盟國的軍隊，或者說把輜重供他們調遣，在這樣的時刻，無法避免、難以回避的問題首先是動員一切力量保證戰事取得勝利，革命的問題隻能放在其次。”【81】
馬爾羅的這一發言及其所表現的態度很快就引起了戴高樂的親信、長期擔任戴高樂私人秘書的加斯東·帕萊夫斯基的注意。通過他的穿針引線，在大戰的硝煙尚未完全消散之際，馬爾羅，這位深為戰前的熱血青年崇拜的左派文學先鋒，曾一度被法共乃至蘇聯共產黨視為“出色的戰友”與“第一流的同路人”的知識分子與戴高樂相逢了。從此以後，馬爾羅數十年如一日忠實地追隨戴高樂，“像昄依宗教似地投身於戴高樂將軍的事業”②，並與戴高樂結下了非同尋常的共進共退的友誼。換言之，這次會麵在馬爾羅的整個生涯中具有分水嶺的意義。對此，我國著名法國文學研究專家柳鳴九先生曾很有見地地指出：從此以後，“馬爾羅的地位、作用和形象，都有了很大的改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發生了一個‘轉折’。他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在群眾中享有聲譽的社會活動家，擁有廣泛讀者的名作家，而且更主要的是一個在曆史舞台上活動著的政治家，一個影響著法蘭西政治生活和權力結構的人物。而在政治上，他又已經不再像戰前那樣帶有鮮明的左傾色彩、是蘇聯與法共公開的盟友，而成為了一個保守色彩很濃的戴高樂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派的中堅人物，成為了蘇聯的批評者、法共在政治社會活動中的對手，他為抵製蘇聯與法共在法國的影響、為戴高樂在法國的掌權而竭盡全力”【82】。
事實確實如此。戰後初期，馬爾羅首先在戴高樂為首的臨時政府裏任新聞部長。1946年1月戴高樂毅然宣布辭職時，馬爾羅也隨之棄官而去。同年，馬爾羅加入“為爭取戴高樂將軍重新執政研究會”。1947年，在戴高樂籌建法蘭西人民聯盟時，馬爾羅在組織宣傳，特別是爭取知識分子的支持方麵起了很大作用。在這一過程中，馬爾羅在政治上進一步轉向，即和他戰前作為法共同路人的曆史徹底決裂，並對法共持激烈的反對立場。1958年戴高樂東山再起之後，馬爾羅擔任了長達10年的文化部長。成為戴高樂甚為倚重的國務活動家。1958年9月4日戴高樂在巴黎共和廣場向全國人民提出第五共和國憲法的草案，這一具有非同尋常的曆史意義的日期和地點就是在馬爾羅的提議下選定的。戴高樂顯然對這位忠心耿耿的追隨者也極為信任和滿意，故此，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名言：“在我的右邊身旁，有著而且將永遠有著馬爾羅。”【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