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羅在擔任文化部長或負責文化事務的國務部長期間的建樹頗多。由於馬爾羅早年即對藝術有濃厚的興趣，且無論對西方藝術還是古代東方藝術都具有廣博而精湛的學識，因此，這位主宰法國文化事業的“部長大人”顯然具有藝術大家的宏大眼光。他在上任之際，即滿懷這樣一種雄心壯誌：文化（政策）的唯一目的在於引領每個人瞻仰想象的殿堂、傾聽寂靜的聲音、走向精神和感觀的“王家大道”；人文主義成為人類共有的財富。【84】而在走馬上任之後，深得戴高樂信賴與器重的馬爾羅即以手中的權力實現自己長期深埋在心中的宏願——發掘、保護和弘揚燦爛的法蘭西文化。為此，他下令修繕盧浮宮、凡爾賽宮，擬訂《文物保護法》，允許在有古代建築物的城市或區域建立“保護區”，向公眾開放法蘭西曆史悠久的藝術珍品，從而使普通人也有機會全麵欣賞法國豐富燦爛的藝術寶庫；他還組織對法國各地收藏的文物進行大規模的清點，並在此基礎上編製了全國的“文物總目”，建立了完整的文物資料係統；馬爾羅還力排眾議，規定定期清洗與維修巴黎主要紀念性建築物的外表，使巴黎這座曆史古城在眾多歐洲古城中顯得最為簇新、清潔。此外，為弘揚法蘭西文化，馬爾羅還大力號召建立“文化之家”，即每座10萬以上人口的法國城市，都應當享有領略歌劇、大樂隊、展覽會、盧浮宮珍寶等的機會。可以說，在馬爾羅製訂的諸多發展文化事業的計劃中，建立“文化之家”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馬爾羅甚至希望，建立這些“文化之家”在法國社會文化史上的意義，能與第三共和國時期費理實行的教育改革在法國社會文化史上的意義相提並論。為此，他曾反複強調，群眾有權享受劇院、博物館，就像他們有權享受教育一樣。他為文化事業所做的，正是儒勒·費理過去為教育事業所做過的。
馬爾羅在主宰法蘭西文化事務的同時，還以“法蘭西使者”的身份活躍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簡直就是戴高樂主義在國外的形象大使。而且，他還將文化部這一裝飾性機構變成了一個強力部門，幾乎成了法國的第二外交部，時常使真正的外交部黯然失色。他在這方麵的“精彩之作”之一就是協助戴高樂在西方大國中首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1965年，他還以戴高樂私人特使身份到北京拜會了中國領導人。與此同時，他還以文化部長的名義要求法蘭西喜劇院重演伏爾泰據中國元曲改編的五幕悲劇《中國孤兒》，以此慶祝中法建交一周年。
在從政之餘，馬爾羅仍筆耕不停，寫下了《反回憶錄》（Anti mémoire）【85】等許多論著。1969年，在戴高樂再次引退時，馬爾羅也告別了政壇。當翌年戴高樂逝世時，馬爾羅以沉重的筆調寫下最後一部小說《倒伐的橡樹》（Les Chênes qu'oNabat...）【86】，字裏行間流露出對這棵他賴以實現自己宏偉的文化抱負的參天大樹的倒伐所懷的痛苦與哀思。
由於馬爾羅在戰後數十年如一日忠實地追隨戴高樂，並成為戴派知識分子的主將，使與戴派唱對台戲的，且長期在法國知識界占據上風的法國左派知識分子始終把他看作一個“變節者”，對他窮追猛打。在當年由法共控製或由非法共左派主辦的報刊，如《人道報》、《思想》（LAPensée）、《戰鬥報》、《現代》、《精神》中，充斥著這樣的字眼或語句：“馬爾羅惡棍”、“馬爾羅變節者”、“人們知道這是個法西斯分子……人們感覺到了……人們早就懷疑……他現在揭下了麵具，暴露了他的真麵目”。但不管怎麼說，如果不去考慮政治紛爭等方麵的因素，馬爾羅作為20世紀法國知識界的一位重要人物的地位以及他的功績是不容否認的。正如柳鳴九先生指出的那樣，“他每進入一個領域、每到一處、每涉及一個方麵或一個問題，都表現得頗為不同凡俗，都大大突破了自己原有條件的限製而做出了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事來，都達到了一般人所達不到的高度”【87】。也正因為如此，1996年11月23日，在希拉克總統的親自主持下，馬爾羅在逝世了20年之後被遷葬到先賢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