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克布森的影響下，列維-斯特勞斯決心將結構語言學的成果運用於社會領域，特別是運用於對原始人的親緣係統和神話的研究工作之中。可以說，時勢的力量同時對薩特和列維-斯特勞斯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影響。在整個大戰期間，前者經曆了戰爭，體驗到了由此而來的一係列痛苦的感受：恐怖、孤獨、絕望、苦悶等。這一切為他的學說打上了深深的印記。與此相反，後者卻未感受到戰爭的現實威脅，並一直沉浸在對於沒有時間性的“結構”的沉思之中。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列維-斯特勞斯的哲學本質上反映著和平時期人們的理論要求。如前所述，40年代期間，列維-斯特勞斯還一度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York New SchooLfor SociaLResearch）任教，繼而又擔任過法國駐美使館文化參讚，由此得以有機會與美國的相關學者進行較為廣泛的交流，並深入了解英美社會和文化人類學及語言學的理論傳統，這對鞏固和加強他的學術理論基礎頗有益處。1947年，列維-斯特勞斯回到法國，先後任巴黎人類博物館副館長、法蘭西學院新創設的社會人類學講座首任教授。
列維-斯特勞斯出版於1962年的《野性的思維》（LaPensées Au-Vage）既是向存在主義思想發出的挑戰書，同時也是結構主義登上法國哲學舞台的宣言書。他在這部著作的最後一章《曆史和辯證法》中對薩特的存在主義進行了激烈的抨擊，從而在法國知識界又開創了一個直到1968年“五月風暴”才消退的新的爭論時代。
列維-斯特勞斯認為，薩特的《辯證理性批判》所依據的曆史基礎是虛假的，薩特筆下的那種法國革命事實上從來就沒有發生過。應該對所謂“曆史事實”作另一種理解。列維-斯特勞斯還認為，曆史是有意識的領域，“就曆史渴望獲得意義而言，它注定要選擇地區、時期、人的集團和這些集團中的個人，並且在一種勉強作為背景的連續性中，將它們作為一些不相連續的形象突出出來”。這些就是所謂的“曆史事實”。他主張，社會的變化是由“結構”引起的，社會曆史無所謂客觀規律性，也談不上進步發展。【66】
此外，列維-斯特勞斯還號召哲學家們驅除由笛卡爾投射到人文科學上麵的符咒：倘若要在別人那裏獲得自身的認可這一由人類學歸給人類知識的目標，人們必須首先在自身中否定自我。但是，隻要存在著一種以“我思”為出發點的主導哲學，那麼我們就不能獲得和理解人的科學。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如果對胡塞爾和薩特來說，笛卡爾是哲學必須模仿的模式，那麼對列維-斯特勞斯來說，笛卡爾是人文科學必須加以拒斥的最為令人反感的幽靈。【67】
針對列維-斯特勞斯的批評，薩特作了公開答複。他聲稱，首先，他並不一般地拒絕結構的方法。相反地，他在自己的一係列著作，特別是關於波德萊爾（Baudelaire）、聖謝奈（SainTGenet）以及福樓拜（Flau-bert）的三部文學評傳中，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過這一方法。但是，他不能同意列維-斯特勞斯的根本原則。因為它有兩個重大的理論錯誤：第一，它是反人道主義的，因為它把人，這個行動和認識的主體，隻理解為一種簡單的客觀物，一個客體，因而抹煞了人在創造社會結構活動中的決定作用。第二，它是反曆史主義的，因為它不明白正是“曆史產生了結構”，因而將結構僅僅看成是某種先驗的存在物。這樣，它就不可能對人、人的社會、人的曆史做出一種科學的解答。【68】
薩特還針對列維-斯特勞斯重視同時態傾向提出反駁說，結構研究是形式的，它忽視了曆史的動力方麵，然而在曆史上起主導作用的卻是曆時性而非同時性，而且隻有辯證理性才能掌握曆時性的聯係；結構主義者事先就把結構體係假定為不變量。曆史是合理的、非有序性過程，而非有序性的形式（結構）、曆史上的結構從來不是穩定持久的，隻有個人和集團才創造曆史，人類的實踐在不斷地克服著結構。【69】薩特還在接受《拱門》（L'Arche）雜誌記者的采訪時，把他對結構主義的批評擴展到對米歇爾·福柯、雅克·拉康、路易·阿爾杜塞以及以菲利普·索萊爾（Philippe Sollers）【70】為首的“原樣派”【71】的總批評，指責他們的觀點為“新實證主義”的變種。
發生在薩特與列維-斯特勞斯之間的這場爭論，可以說是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理論爭論，對於此後當代法國思想家們的思想創新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不過，如果說，薩特在50年代與加繆、梅洛-龐蒂、雷蒙·阿隆論戰時，至少從表麵上看均明顯地占了上風，那麼，這次和列維-斯特勞斯的爭論則不然。之所以如此，並非由於薩特已經失去了足夠的論戰技巧，也並非僅僅是因為列維-斯特勞斯揭示了薩特存在主義中的許多矛盾和問題，擊中了要害。究其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此期法國社會大環境的變化使然。新的“繁榮時期”的出現，使一般人對存在主義那種從其唯主體性出發引出來的人本主義日益厭倦。薩特等人曾提倡“介入”社會並身體力行，但這並沒有解決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同時，存在主義中的非理性主義成分卻為許多人所不滿。由於以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堅決反對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以人為中心的研究傳統，強調嚴格的結構分析，而且經過多年的埋頭研究，大都在自己的學科領域裏取得了一係列公認的學術成就，使得自己的理論主張與學術實踐更為符合“繁榮時期”人們的理論要求與社會心態。因此，列維-斯特勞斯得以在這場爭論中占據主動。